他乡

丹妮是顾城的朋友,也是苏菲的语言老师,约了好几次见面,但不是我们有事,就是她的时间不对,都未能成事。过了新年,才找到时间碰面。丹妮戴一副黑框眼镜,皮肤嫩白,说话爽直,语速很快,人有点微胖,但行动敏捷。一见面,会让人有个错觉,以为是北方人,其实她是杭州人。

我们说好吃午饭,在一家叫928海鲜酒家。由于没有订座,只好与人拼桌坐,点了茶点后,大家就侃了起来,话题发散,不集中,兴致所至,皆可猎涉。她虽然在这教英文,但她仍然认为,汉语的传神和意会,是英语无法相比的。她因为讲课生动,广受欢迎,被几个学校邀请,同时在好几个学校转,所以特别忙。

我在这接触过一些华人,也在一起聊过天,但他们对国内的消息,或说对国内的看法,不是消息滞后,就是带有自以为是的态度,常常给我们之间的交流设下障碍。丹妮对国内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看问题比较理性,凡事分好坏两面看,能坦率地谈自己的观点。和丹妮聊天,是件愉快的事。她说她喜欢这的规矩和制度,也喜欢这里人们的自律。

丹妮信佛,十几岁就信了,她说这很难和人说得清的,甚至来新西兰,她都认为是前生注定的,是和这地方有缘。当初她大学毕业,分在杭州一所大学做老师,每天都是快乐的。直到有一天,有一件事触动了她的神经:她去参加一个教学研讨会,会上欢送一位离退休老教授。老教授从主席台下来,她伸手相握,搀扶。

老教授颇感慨,说当初他来这学校,也这样年轻,无忧无虑。当时不知道,自己的今天和明天,都是一样的,其实,早就该知道,自己明天的结局了。也就是说,会在这里终老。丹妮听了这话,才有了走出去的念头。

她说,来到这里才意识到,自己似乎在某个梦境中到过,一切是熟悉的。她在新西兰呆过一段时间后,曾经返回过杭州去,但已不能适应了,便又重新回新西兰,发觉自己很适应这的生活,便定居下来。

我们边吃边聊,话题自然转到了旅游和文学,她说自己很久不写了。听说我们去了激流岛(当时没联系上她),她有点遗憾,说该约顾城的姐姐顾乡一起见个面。说起顾城,丹妮满怀伤感和怜悯之情,说顾城也许不该来这,这并不适合诗人写作,顾城在激流岛生活期间,写作遇到了很大的障碍。但他是个本色的人,是个在自己内心里走得很远的人,他怎么想的,就怎么做的,一点也不虚伪。

她说当初顾城出事,被传说成是在自己的旧居附近出事的,其实是在姐姐顾乡家附近。出事后,她当夜拿了顾城的相片,给自己的高僧师傅,让他超度亡灵。但做了两个小时,师傅说他无能为力,因为顾城在自己的世界里走得太远了,他也不愿意给人束缚,要做个自由的精灵。

丹妮说,当年朋友们给顾城办后事,她凑了五十元,这在九十年代初,是一笔很大的数额了。我说起我们去激流岛探访顾城旧居的奇事和纯白的鸽子。她说顾城的确是喜欢白色的花的。她说第二年,在顾城忌日那天,她去激流岛拜祭,发现顾城上吊的那棵树下,开满了一圈的白色小花,真是个奇迹。她说那根树枝,按常理,一个人吊上去,是会折断的,但他这个大个子,既然没有折断,真也是个奇迹,不可思议。

我心里有疑惑,就提起一些与顾城有关的话题,比如,为什么这的朋友,没有为顾城立个纪念碑或纪念椅?丹妮说,其实这的朋友都挺宠顾城的。当时朋友们的景况都不好,都穷,顾城就更穷,她提到顾乡说过的一句让她要掉眼泪的话。

有次聚会,顾乡望了一桌的好饭菜,感慨地说,要是顾城当年能吃到这样的饭菜,他断断不会走的。现在大家的景况虽然好转了,事情却也久远了,大家在为生存奔波,有点淡忘了。她说,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很好:“人离乡贱,物离乡贵”。

谈到华人在异乡的生活,她认同我的观点,那就是,还有心情在这看闲书的人,才是这的主人。因为我注意到,只有本地人,才有心情在海滩、巴士站、草地、公园里,拿一本书看得津津有味。她说自己也在床边放一本书,晚上看一点才睡觉。

我小心地提到谢烨,丹妮有点激愤,有点不屑,说人已去,不说也罢。我没有追问下去,但我想,她的态度,已经给我解答了心里的疑惑,也因此让我体会到,生活和人性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同样的故事,经过以讹传讹,经过口口相传的演绎,最后变成一个似是而非的传言。

后来,丹妮看了一眼手表,哎呀地叫了声,快下午的1点钟了。她说得走了,她还要去给一个朋友的时装店当帮手。她起身说声谢谢哦,约个时间再聊,就匆匆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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