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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爱书人

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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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1 15:01:0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图)3

     中国舰队长官们在离开古里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将使节们送返回东非的沿海国家。他们的航海计划被标在第六次航海之后编绘起来的中国的茅坤图上。茅坤图是比它大得多的《武备志》一书的组成部分。茅坤图残存部分—没有人知道它的原件有多大—呈条状,有21英尺长,并标有数百个港口的名称以及显著的海岸特征、所采用的航线以及相互之间的里程。这幅海图被“相信绘成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取材于由郑和舰队带回来的大量信息,或者是收集到以供使用的(信息)”。(10)到现在为止,茅坤图仅有部分被翻译过来了,就像我写作一样,研究中世纪中国的学者们也正在研究这些残存遗物。茅坤图和《武备志》(Wu Pei Chi)的译本,以及那个时代的其他文献的译本,几乎都注定能为伟大的中国航行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探寻发现更进一步的记录将会于2002年10月18日在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正式开始。(11)

     宝船从古里开航,乘着东北季风的尾声进入印度洋,然后改向西南在非洲登陆,将出使中国的人员送返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港口—500年之后,在英国皇家海军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潜艇上,我们仍沿着这条航线航驶。整个舰队对每个非洲国家都一一到访,显然是极不经济的行为,所以在他们的舰队会分开这一点上几无疑义:一支将大使们送归到在北部的木骨都束(摩加迪沙Mogadishu,今索马里Somalia);另一支前往东海岸中部的桑给巴尔(Zanzibar);第三支向南远航至基卢瓦(Kilwa)(今坦桑里亚Tanzania)。在所有的大使都被送归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后,茅坤图显示所有的船队会合于索法拉(Sofala靠近马普托Maputo,在今天的莫桑比克Mozambique境内)。

     找出会合地点肯定会是一个大难题,因为在中国舰队从印度驶向南部非洲(Africa)的航程中,中国人的领航星北极星将会越来越沉向地平线,并最终于索马里的(Somalia)摩加迪沙(Mogadishu)的北部,北纬3’40°的地方变得看不见了。直到他们在南半球找到另一颗像北半球的北极星那样的领航星来完成同样的目的,否则他们会驶向不知之地。他们能使用南十字星座(Southern Cross)来指示方向,因为他们知道其中的指向南极的指向星—南十字a星(Crucis Alpha)和南十字r星(Crucis Gamma),但是他们还没有找到可以用来判定所处纬度的星星。要确定那么一颗供判定纬度的星星的话,船队将不得不远航到极南处覆冰的水域。考虑到每天航行100海里,约115英里的速度(根据中国人在印度洋航程中残存记录的平均速度),这样在每个港口最多有一周的时间去补充给养(通常只需要2~4天),全部3支分舰队完成将各国的使员和大使送归他们的本国港口的任务的话,可能要到永乐十九年六月(公元1421年6月)。自4个月前离开中国,至他们到达会合之地并从索法拉出发这一时间,海军上将们已经航行了约有一万余英里的里程。虽然他们在两年内不会返航,但是他们一定会在航行所经之处留下路标。中国人对于他们的伟大航海感到非常的自豪,每到一地,如同那些由郑和在中国树立起来的碑一样,他们通常都刻碑留念。在印度的柯支(科钦Cochin)与古里附近和斯里兰卡(Sri Lanka)的加勒(Galle)附近,都有与此类似的碑刻。恰是为了这个目的,一批曾修建过紫禁城的石工和石雕匠被带到舰队之上。此类石碑的发现将会证明我所正在收集的证据链条中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之一。从郑和在刘家港天妃宫所树建石碑上的铭文中,我了解到他们在第六次航程中,约航驶了六万英里—几乎环绕地球两次。(12)《武备志》和茅坤图仅涉及到中国人穿越印度洋和南海的航路。如果没有中国人文献记录的帮助,我怎么可能搞明白他们航驶有多远,横越过什么新大洋以及发现过什么新陆地?

     15世纪的另一群伟大的航海者—阿拉伯人成了我首先转向的求助对象。我最初的直觉一直是到地图中去寻找证据。大英图书馆藏有早期阿拉伯地图的复制件,这些地图是一个富有的埃及人约塞夫·卡迈勒(Youssuf Kamal)亲王搜集的重要藏品。这几幅地图表明阿拉伯人肯定访问过非洲东海岸,并经常从波斯湾出发航至非洲收罗奴隶。虽然可依靠优势风力,但是他们只在非洲南部做短暂停留,从来不冒险横跨印度洋的季风带。他们顺着东北季风从波斯湾开航,沿着桑给巴尔航驶,有时甚至向南远航至基卢瓦(Kilwa)和索法拉,然后满载奴隶的悲惨之船乘着下一次西南季风回到波斯湾。我未能找出一幅单独的能精确描述索法拉以南的非洲东海岸的阿拉伯海图。

     在那个时候,虽然从未见过但我知道有一幅显示印度洋和南部非洲的平面球形世界地图。它由制图师弗拉·毛罗(Fra Mauro)绘于1459年。弗拉·毛罗生于威尼斯湖中的萨·米切尔岛,但是为葡萄牙的敦·佩德罗(Dom Pedro)以及其他的欧洲第一波的探险浪潮中的先驱者们工作。敦·佩德罗是航海者亨利的哥哥。弗拉·毛罗随后编绘了这一幅世界地图。我不知道见藏于国立马尔西亚那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的弗拉·毛罗地图是否可能会对搞清中国人的航海有所帮助。

     当我飞抵威尼斯时,馆长彼埃罗·法尔切塔博士(Dr. Piero Falchetta)将我带至他的办公室并向我自豪地展示了毛罗修士的地图—一件伟大的作品: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绘制的有关整个世界的第一幅地图。这将会是搞清中国舰队航程的最为重要的线索。法尔切塔博士(Dr. Falchetta)指出弗拉·毛罗已经正确地绘出了好望角(他称之为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令人容易辨认的三角形状,并且在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绕过好望角的30年之前就已经这样绘制了。在这一点上,毫无疑义地已经为毛罗修士自己所强调了。因为他还加了题记来说明一艘海船或中国帆船绕过好望角的详细情况:

         大约1420年左右,从印度方向来的一艘船或是舢板毫不停留地径直横越印度洋航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驶过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穿过佛得岛(the Isole Verde)和无名群岛(obscured islands)〔或可称为未知地带〕向西航行,转向西南方向又航行了40天后,除了一望无际的天空和茫茫的汪洋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现。据他们估计,他们已航行了2000英里,命运之神抛弃了他们。在70天内他们又返回到所谓的“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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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1 15:02:3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4

     在这条题记旁,毛罗修士绘制了一幅中国帆船图。船的甲板不同寻常,正方形的船首,像一个现代坦克登陆艇一样,属于典型的郑和的中国帆船形状而且从图样来看要比他所描述的欧洲轻快帆船大多了。写于印度洋中间的一处题记这样写道:“通过这片海域的海船或中国帆船装备有四根或更多的升降自如的桅杆,并为商人准备了40~60个船舱。”(14)更有一条题记描述了船员们在德迪亚卜角补充给养时所发现的巨大尺寸的鸟蛋以及产这种蛋的大鸟。这种描述虽然是在讲鸵鸟。

    毛罗修士1459年的平面球形图所绘的好望角是恰当的,对郑和的中国帆船的描绘也是精确的,而且对南部非洲的特有鸟类的描述要比第一批欧洲人迪亚斯(Dias)和达·伽马(da Gama)到达好望角要早数十年。而闯入我脑海中的第一个问题是:弗拉·毛罗是怎样弄到他的相关信息的?他是怎样知道中国帆船的形状和好望角是三角形的?我在另一幅描述葡萄牙人征服几内亚(Guinea)的15世纪文献中找出一个不完全的答案:“毛罗修士曾亲自与‘一位值得信赖的人’交谈过,这个人放言他曾从印度出发经过索法拉(Sofala)到达了位于非洲西海岸中部的加尔比恩(Gabin)。”(15)没有其他的线索能帮助确定加尔比恩(Gabin)的位置;这个名字同我们今天的任何地方都对应不起来。它是对阿拉伯语Al Gharb—意为“西方某地”—的一种非常不确切的翻译。那位“值得信赖的人”的身份对毛罗修士平面球形图上那些题记的出处与可信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确信那个人仅可能是指尼科洛·达·康提。当中国人的帆船队在他们穿越印度洋的途中泊于古里以卸下乘客与货物并装载补给时,他恰在此地。在毛罗修士地图的注中提到的中国帆船的航程实际提到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一个罕见的地名,也被达·康提用到向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的叙述中。达·康提(主要活动于公元1395~1469年)是毛罗修士同时代的人,都来自于威尼斯,都从事于探险以及文献研究。①毛罗修士为葡萄牙政府工作,除了出版达·康提的见闻录,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也是教皇、毛罗修士与葡萄牙政府的中间调解人。没有记载可以说明,当中国人经过印度时—假设只是印度的古里,除了达·康提还有其他的意大利商人在那儿。如果毛罗修士所说的“值得信赖的人”不是指达·康提的话,那就离奇了。(16)

     这是宝船舰队伟大探险航程期间由中国地图绘制师绘制的地图,以及随后的葡萄牙人所获得的并进而导致大发现的神秘地图,二者之间至关紧要的一环。中国人的航海知识和中国人的地图从达·康提传给毛罗修士再传给葡萄牙人的敦·佩德罗(Dom Pedro)和航海家亨利亲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是关键的中间人。

     如果毛罗修士的描述确实来自达·康提登上中国帆船的经历,则正如我已经发现的,信息肯定是来自于一位值得信赖的且观察精确的目击者。在那样的情景下,认真考虑一下毛罗修士和达·康提的关于一艘海船或中国帆船确实曾绕过好望角随即航入南大西洋的说法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真的像他们记载的那样的话,成就就太大了,因为第一批绕过好望角并冒险进入印度洋的欧洲人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勒(Pedro lvares Cabral,公元1467~1520年)和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直到1488年才绕过好望角,冒险进入印度洋。能将好望角绘制得这样精确,毛罗修士肯定拥有一份能显示非洲南部末端精确形状与位置的海图。只有达·康提能在登上中国舰队的旅程才能得到这样一份地图,然后再带给毛罗修士。

    从我自己的海军生涯中我就获悉,对于今天的航海者们来说绕过好望角也还仍旧是一种心灵的震撼。随着乌云从那传说中的海角上诡异的山颠平顶上飘走,另一个大洋和另一番天地—令人神往的东方—正向我们招手。对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的中国人来说,由于来自相反的方向,他们最终肯定会达到未知的领域—甚至唐朝的伟大舰队长官们也不会航驶得这么远,当他们看到越来越长的浪花和越来越深的波谷,也由不得他们会祈祷他们的船将能应付大西洋风暴的巨大挑战。

    现在必须找出毛罗修士描述的秘密海船在绕过好望角之后航驶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及搜寻出它是中国舰队当中的一艘帆船的独立证据。我从宝船的最后一次被记录的位置出发—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的茅坤海图标的从索法拉出发的位置—以6.25海里/小时的速度向南行驶—这一速度恰巧能被沿南部非洲的东海岸向南席卷至大陆末端的“奥古拉斯”(Aghulas)洋流所解释。以这个速度,中国人会用近三周的时间绕过好望角也就是永乐十九年七月(公元1421年8月)。

     几千年来,风和洋流在南大西洋范围内在从南部的好望角到北部的非洲 “凸出部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卵形循环里做逆时针运行。在好望角,水手遇到本格拉(Benguela)寒流并载着他们沿非洲西海岸向正北方航行。大约在漂流了三千英里之后,洋流首次向西北急转,随即西向运动直至南美洲。从南美洲海岸出发,洋流继续它的逆时针运动,在向东席卷之前,从巴西(Brazil)和巴塔哥尼亚(Patagonia)出发沿着(南美洲)东海岸南向奔至合恩角(Cape Horn),然后回到南部非洲。如果一艘航行的海船,装有充足的储备并坚固得足以经受“四十度风暴带”(“Roaring Forties”)—环绕地球并在南北纬之间几百英里范围内肆虐的强风,并由此而得名—将会在季风和洋流到来之前自南部非洲升帆出航,几个月后,在这种巨大的逆时圈中,海船已经穿越了数千英里的洋面,它会差不多地回到它原先开始出发的地方。这样的一个例证为一位非常勇敢而杰出的潜水艇艇长—现为海军中将(Vice-Admiral)获第二等的高级英帝国勋爵士(KBE)、(CB)、金十字勋章(DSO)、铜十字勋章(DSC)的伊恩·麦金托斯(Ian McIntosh)爵士,曾在我所服役的那支潜水艇中队里担任海军上校—进行的一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航程所提供。他写信给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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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1 15:03:5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5

     1941年3月,我是一位代理海军上尉,乘着一艘商船取道驶向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大约在弗里敦以西500~600海里的北纬8°西经30°的地方,商船被一伙专劫商船的武装海盗击沉。28英寸的标准木制救生船,按“规定”可容纳56人,最终却承载了82条生命。     在这种轻快的东北信风吹拂之下, 即使这时我们已经修好被炮弹打穿的船体并将船里的进水排干,我也不能使轮船再航驶5或6个罗经点①以靠近东北信风。这样的条件决不可能允许我们航抵非洲,在季风到来之前,选择看起来更合适的航线到巴西(Brazil)也有差不多1600英里的距离。

    原计划是正西向航驶直至西经33°,然后转向西南。这就要求我们在搭乘轻微的东南信风之前,充分利用东北信风,而且我们在赤道无风带只有很少的几天转换风向的时间(最好能来点雨)。我们在第22天抵达(南美洲)海岸,向西北方向沿着海岸线寻找一个合适的着岸点,在第23天的下午我们找到了一处。

     因为考虑到赤道洋流将会帮助我们,所以我原先估计的理想目标是最多28天,但是我没有考虑到在我们这样的纬度和在一年中这样的时间,洋流的流速是1/4海里还是1海里,所以在我推算的最高船位中忽视了这一点。(17)  

        根据毛罗修士的描述,宝船到达好望角,然后在环好望角的风的吹刮或洋流的涌推之下而沿着非洲西海岸上抵加尔比恩是完全可能的 。我现在急需的是能证明这种情况发生过的独立证据。我就这个问题考虑了几个月。随即我被幸运之神击了一棍。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初级教授约翰·E·威尔司(John E. Wills)与英国剑桥大学的中文教授约瑟夫·麦克德尔莫特(Joseph McDermott)向我提议:虽然在中国与宝船相关的海图和记录都被毁了,但是在日本可能还存在副本,因为过去的日本学者对早明时代的历史特别感兴趣。   

     随后的研究揭示在京都的龙谷大学(Ryukoku University)收藏了一幅中国朝鲜并立的海图,通常叫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在朱棣登基称帝之后,朝鲜大使呈贡给他这幅特别的世界地图。但原图已经失佚了,而且在永乐二十年(公元1420年)后,疆理图的龙谷版又做了广泛的修订。它几近正方形,非常大,尺寸为1.7米乘以1.6米。印于丝绸之上,仍保存完好,只是在经过几个世纪后微微有些褪色。它“构思精细严谨,值得赞美。一个人确实不需要出门就知道整个世界了”。(18)

     还在15世纪早期,疆理图即以一种宏观的全视角来观察世界,并从多渠道了解信息来编绘了。欧洲的地名源于波斯式的阿拉伯文,中亚的地名来自于蒙古人,中国和东南亚的地名则取自于旧有的中国地图。欧洲部分标出的地名,远至北部的德国①。西班牙在直布罗陀海峡(the Straits of Gibraltar)的地方绘成伸入地中海,而北非海岸画的则是阿勒特斯山(Altas mountains)。欧洲、非洲、亚洲、朝鲜和中国相互之间的位置都正确。虽然朝鲜也许是出于民族自豪感和传统上就同日本敌对的原因,绘得比它本身要大得多,而日本则反之。虽然如此,它也是一幅非常了不起的地图。

     目前,疆理图中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它的非洲部分。从疆理图在对非洲的东海岸、南海岸、西海岸描述得如此精确这一点来看,这张海图毫无疑问是曾绕过好望角航行过的人绘制的。欧洲人直至60年后才到达南部非洲。西海岸的阿拉伯航海家从来没有向南航驶到远在8000公里之外的位于现代摩洛哥(Morocco)的阿加迪尔(Agadir),蒙古人也从未到达过非洲。疆理图的精确性告诉我毛罗和达·康提的描述绝对有意义。中国航海家可能确实到过“加尔比恩(Garbin)”,然后画出疆理图。我仍旧没能给“加尔比恩”以精确的定位,从疆理图(Kangnido)上所显示的海岸线形状来看,它似乎靠近比亚夫拉湾(the Bay of Biafra),位于尼日利亚(Nigeria)之西。这是个我不得不在日后做出解释的问题。至于现在,我感觉到假定毛罗修士所想及的并绘在他的平面圆形图上的“中国帆船”来自于宝船舰队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中国的商人船队的远航没有越过东非的基卢瓦(Kilwa)。当涉及到非洲的“凸出部分”比亚夫拉湾的北部时,疆理图就欠精确了,所以下一步我的注意力就转向航程部分。如果他们已经计划如此精确地调查南部非洲的海岸,为什么西部非洲的凸起部分没有显示于疆理图上?

     当中国舰队到达比亚夫拉(邦尼)湾时,他们已从好望角向北航行了约五千公里。我假定他们在阴历八月份的某段时间在他们外出的旅程上绕过了好望角。照他们4.8海里/小时的平均速度,从好望角到“加尔比恩(Garbin)”要花费约二十天的时间。他们会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阴历八月末或九月初抵达“加尔比恩”,也就是夏末雨季接近尾声的时候。鉴于我自己在南大西洋上航海的长期经历,我深知在非洲的这部分海域有一种奇特的自然现象。从比亚夫拉(邦尼)湾开始南赤道洋流首先向北通过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岛(S媜 Tom巈 Pr抧cipe Island,非洲开始凸起的部分)随即向西折回,沿着凸出部分的南海岸向正西漂流,通过尼日利亚(Nigeria)、加纳(Ghana)、象牙海岸(Ivoy Coast)和黄金海岸(Gold Coast)直到它突入至大西洋一千余里—在西经21°附近。这道巨大的冷流以相当于一年一个循环的相当快的速度向西漂流;夏季,当它向北外延得更远,至北纬5°—类似与今天利比里亚(Liberia)的蒙罗维亚(Monrovia)的纬度①时,情况会有细微变化。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股寒流有着两条重要的含义:其一,他们可能会被带至正西方1800海里处;其二,他们对已经发生的这一切毫不知情。在他们航海的这段时间内,中国人仅能通过可知的船只穿越洋面的速度,判定所处位置的经度。如果那股很大的冷流自己也在移动的话,或顺流或逆流,那样不能精确地判断他们所处的位置,如同走在自动楼梯里的人无法根据他自己的步伐来判断他走了多远一样。伴随着极度的兴奋,我认识到这是他们进入南赤道洋流后所绘的航海图,必须考虑到这个矛盾而做出调整,图上所标明的陆地得向西移动近1800海里远。我重新回到我的疆理图副本上,并在经度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对比亚夫拉湾以北的陆地做出了调整。结果令人惊奇:为我们所熟悉的非洲轮廓立即可以辨认出来。这表明中国人被风和洋流带到非洲的“凸起部分”要比第一批欧洲人放眼于此早了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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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1 15:05:05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6

     南赤道洋流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西向“自由驰骋”的机会,中国的船只顺着南赤道洋流可以深入大西洋达1000英里。在那时候,他们处于东南信风带,并被吹向塞内加尔海岸。在从4月到10月的渔季,塞内加尔洋流自西部非洲的海岸出发扭转它的正常流向,北向沿着海岸以0.6~1海里/小时的速度漂流。于是,中国帆船再次获得一个自由驰骋的机会,这一次能向北漂流500海里左右,直到洋流逐渐消失于今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Dakar)之外。至那时,他们会处于东北信风带的控制之下,他们会被吹向西南方向直至佛得角群岛。这些海中孤岛,那时欧洲人还不知道,在揭开中国人航海的秘密中将会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对我的分析结果又做了再三核对。到九月末,一个多月前自好望角出发的中国帆船队将会发现他们已从东北方向接近了佛得角群岛。海船自身的设计、占优势的风和洋流将会阻止这些平底的、宽船梁的怪物南向航驶哪怕一个罗经点。现在清楚了弗拉·毛罗的描述是完全可能的,来自印度的海船或帆船在离开好望角40天后到达的“佛得岛(Isole Verde)”,甚至和佛得角群岛有着同样的名字。宝船舰队的平均速度4.8海里/小时超过所有的6次航程的平均速度,这样大约要航行40天。在那个世纪即将结束的年代,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走同样的航程只需要33天。

     尼科洛·达·康提描述给弗拉·毛罗的被称为“佛得岛”的那座岛,一定是树木葱郁的。我很了解佛得角群岛,曾乘载于英国皇家海军潜艇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穿过此地。整个群岛被分为两群,迎风面(balaventos)比背风面(sotaventos)要湿润得多。在迎风岛当中,面积最大、海拔最高、最为湿润、植物最茂盛的岛是圣安唐岛(Santo Ant媜)。尤其是对于那些寻找淡水的航海者们来说,它是一座原始的、雄伟壮丽的、而又令人敬畏并能从海上看来十分醒目的岛屿。中国海军上将们在信风的推动之下,会从东北方向接近这座岛。而且从那个方位首先看到的应该是圣安唐岛。在圣安唐岛的北海岸,当你从东北方向接近时,在数里之外就能清楚地看到一座神奇的火山岛。溪水倾泻向山的四周,冲刷着草木茂盛的山谷一直注入海里,在小溪的两旁现在分布着简尼拉(Janela)人的小村落。条形的海岸线对于中国舰队来说是一个明显而又直接的所在抛锚驻泊和获取淡水的地方。如果中国人确实在那儿登陆,我敢肯定岛上应该还留存有他们光顾的遗迹。

    当第一个欧洲人,卡·达·莫斯托(Alrise Cada Mosto,公元1432~1488年),一位为航海家亨利亲王服务的威尼斯探险家于1456年到达时,佛得角群岛尚杳无人迹,所以我对能在此地找到在中国人为换取食物而付出的诸如他们在非洲东南沿海所用的青花碟子之类的流通物品不抱什么希望。在佛得角群岛上,中国人不用付出任何东西就能获得任何数量的食物和淡水。这片海域盛产箭鱼、比目鱼、鲨鱼、章鱼、小龙虾和微甜的食用贝类。岛上还盛产水果和大批用手就可以抓住的温驯鸟类—因为它们从来就不知道提防人类,而卡·达·莫斯托那帮人兴高采烈地发现这一切却已是35年以后的事情了。但是,那儿应该有其他遗物。在斯里兰卡南部的栋德拉角(Dondra Point)附近的加勒,树立着一块与郑和立在扬子江口的石刻接近的石刻。在汉文、泰米尔文(Tamil)和波斯文(Persian)3种文字的铭文中,赞颂了印度教(Hinduisum,当地宗教)、佛教(Buddhism,也是明成祖朱棣的信仰)和伊斯兰教(Islam,15世纪早期,大多数印度统治者的宗教信仰)的功效。还有其他的类似碑刻存在于柯枝和古里附近。我拿不准这儿的岛上是否也立着一块石碑。

     中国人一直都很尊重当地风俗;南京的语言学校—“四夷馆”—就是由郑和建立起来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在第六次航海中,舰队上配备着的翻译官们能通晓17种不同的印度和非洲语言。他们也极有可能留下一块碑在佛得角群岛(the Cape Verde Islands)的某座岛屿上,用他们认为周边地区的人都会明白的某种语言来刻写碑文,这样的碑石常被放置于容易被其他人发现的显眼位置,否则,如果建立一块纪念你的成就的碑并将其藏在永远不会被别人找到的地方,那么其目的又何在呢?如果确实有这样一块碑存在的话,当第一批欧洲人35年后到达圣安唐岛时应该会发现它的。

     我查阅了记载安东尼奥·达·诺利(Ant梟io da Noli)、卡·达·莫斯托(C坉a Mosto)和迭戈·阿方索(Diego Alfonso)首次航行到圣安唐岛的航海日志,发现他们在简尼拉海岸附近确实找到一块巨大的、独立的石碑。在里贝拉德佩内杜(Riberira de Penedo)附近,那块石碑今天仍矗立在那儿,周围环绕的群山如同戏台上的布景。直到一个世纪以前,一条水清流急的小溪冲刷着火山的侧面,但是现在溪流已经干涸了,石碑上张满龙舌兰。当地人称此碑为Pedra do Letreiro,意为“有文字的石头”,质地为红色砂岩,约三米高,从顶部到底部都刻有铭文。后来的铭文是为纪念航海家非斯(Fez)的安东尼奥使用中世纪葡萄牙文刻上去的,而在这层铭文的下面我能看到更多的字迹,不幸的是,由于苔藓的附着,字迹不甚清楚。石碑被风化侵蚀得非常严重,再加上近些年的乱刻乱画对外观的损坏,已经很难去辨认下面的字迹了。很多的专家都设法辨认—第一个人是法国人M·舍瓦利耶(M. Chevalier),他于1934年开始研究,然后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葡萄牙和佛得角的几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继踵而上。他们只能告诉那种字迹不属于哪种语言—它既不是阿拉伯语(Arabic)、犹太语(Judaic)、伯伯语(Berber)①、提夫拉克语(Tifnaq)、阿拉美语(Aramaic)、腓尼基语(Phoenician)、拉丁语(Latin),也不是任何其他种类的欧洲语言—但是他们却不能告知我它到底属于哪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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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1 15:06:4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7

     在获得佛得角政府的必要批准之后,移去了部分苔藓。透露出了两处字迹。我希望通过计算机的巨大帮助,至少能判断它属于哪种语言,但是这种语言的书法很是奇特,不像我在世界各地游历中所见到的任何语言。它看起来有两个特征:其一,字迹的笔画交叉起来如同扣在一起的公羊角;其二,许多个同心圆。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它是中世纪的中国文字,不是祝枝山的书风就是草书体。于是,我就将照片寄给中国西安的碑林的专家。那儿曾经是孔庙,现为一家收藏有大量的石碑、刻石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是中国书法的永久性纪念馆。专家回答说:两张都不是汉字。它同中国人在斯里兰卡南部所立的碑上面的笔迹相似,那么它可能是泰米尔文吗?它确实像泰米尔语,但还不够接近。也不是非洲东海岸的交际语—斯瓦希里语。然后我就想它可能是另外的某一种印度语言,也许是今天大面额的印度钞票中的13种官方语言之一。印度的银行可能帮得上忙吗?我将那两片书法中一片的一小部分的照片传真给他们。

     “它看起来像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①,”他们回答。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语言。我再次传真给他们。

     “什么地方讲这种语言?”  

   “它是喀拉拉邦(Kerala)的语言。”

    “在15世纪,它在使用吗?”

     “是的,从9~15世纪它是通用语言。虽然今天绝大部分地区已经不再使用它了,但是在今天在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几处偏僻的沿海地区这种语言仍被使用。”

     我一放下电话,就兴奋得跳了起来。在1421年,喀拉拉邦的首府是古里,是中国人曾到过的印度洋上的大港口。弗拉·毛罗和尼科洛·达·康提似乎再次证明是正确的:在葡萄牙人到达之前,一艘来自印度方向的海船或中国帆船就似乎已经到达过佛得角群岛。

     下一步,我就通过搜寻这些学问渊深的专家的研究发现,(19)当他们试图破译简尼拉碑上的文字时,是否遇到另一块相似的石碑。他们遇到过,但不是在佛得角群岛。另一块碑刻坐落于刚果的马塔迪瀑布(Matadi Falls),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根本是缘木求鱼。为什么从印度出航的海船,还要游览非洲的瀑布呢?但更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马塔迪瀑布位于刚果河(Congo River)上面的可航行极限处,在那儿航海者可以抛锚于优美的环境中并获取清澈、新鲜的淡水。从1485年的葡萄牙人到今天的中国人的好几个世纪以来,一连串的航海者都是如此。在到达大瀑布之前,河水泻出许多支流。那块碑刻如岗哨般矗立在马塔迪瀑布下端附近的一潭深池上面。日复一日,渔夫坐在旁边,安静等着鱼儿上钩;而在河岸边走动的妓女则等着外国船员的到来,看他们溯流而上,补充淡水、储备粮食。

     我不得不折回到非洲海岸去研究这个发现。如同与之相似的简尼拉碑,马塔迪瀑布碑在中世纪葡萄牙文下面也有字迹。葡萄牙文的铭文又是为纪念一位离去的同伴而刻的,于此,躺着的是航海家阿尔瓦雷斯。这没有比简尼拉碑多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但是那些专家断言:这两块碑上的字迹是相同的。虽然碑的身份问题显然已经解决了,但那些同心圆仍旧是一个未解的秘密。中国人在他们沿着非洲海岸向上的旅程中,航驶到这儿是完全可能的。不仅马塔迪瀑布是一个补充淡水的理想地方—它位于“非洲西海岸的中部”—而且也符合弗拉·毛罗提出的关于“加尔比恩”的描述。如今这里依然是一个繁忙的港口。

     弗拉·毛罗和达·康提的描述看起来再一次被证实了:“1420年左右”,来自印度的一艘海船似乎到达了加尔比恩。当然,这也并不能保证这艘海船是中国船而不是印度船,但也没有其他独立的有关印度海船航驶于印度洋季风之外的证据—他们从没有航驶到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南部—而我现在有标有中国、朝鲜两国文字的疆理图显示好望角和非洲西海岸的。中国人肯定到过那儿。简单而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刻在“加尔比恩”和简尼拉碑上的文字由随从中国船队的译员们刻写,就像他们在栋德拉角、柯枝和古里以外国语言刻写铭文一样。

     尽管在15世纪中国人的航海记录受到了大规模的毁坏,但是现在我仍有一线有关宝船舰队从塘沽离开到永乐十九年八月(公元1421年9月)抵达佛得角群岛这段行踪的证据。马欢描述宝船从中国开航,经由满剌加到达古里的这段航程;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的茅坤航海图记下了舰队离开东南非洲的索法拉,我的关于宝船绕过好望角北上非洲西海岸的证据是由那幅在日本的名为疆理图的地图提供的,并且这个证据已为毛罗和达·康提的描述证实。他们的叙述及两块刻有铭文的碑刻也表明了在非洲西海岸中部的加尔比恩就是马塔迪瀑布,“佛得岛”就是佛得角群岛上的圣安唐岛。在风和洋流的推动下,中国船队一直向前。它恰好就是从印度起航的海船所必须循沿的航线,如果以中国海船4.8海里/小时的平均速度航行,后半段航程要持续40天,这正如弗拉·毛罗所说。

    伟大的中国舰队已经航行了很远,进入了茫茫的未知的大洋。但我现在必须找出他们下一步航驶到哪儿去了。毛罗和达·康提的叙述认为他们在离开佛得角群岛后又进行了7天的航驶,穿过了Le oscuritade—可译为“无名群岛”或“未知地带”(darkness),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指明它们的位置。我的第一个解决办法是搜寻中国船队下一部分航线的可靠证据,例如:在另外的一幅航海图中可能会对找到确定“无名群岛”的位置有所帮助的地方,因为在那个时代,威尼斯是欧洲的制图中心,如果这样一幅地图存在的话,威尼斯最有可能是最初的制作地。

     我在威尼斯调查期间,有人向我说到了葡萄牙历史学家安东尼奥·加尔旺(Antonio Galv媜,死于1557年)的一段话,他说在1428年,葡萄牙王太子敦·佩德罗——也就是航海者亨利的哥哥—将一幅世界地图带回了葡萄牙:

          据记载,在1428年的时候,葡萄牙王的长子敦·佩德罗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他去过英格兰、法国、日耳曼(Alamine)〔德国Germany〕,并从那里进入圣地(Holy Land)①和其他地方;取道意大利回国,途中经过罗马和威尼斯;正是从那里,他买了一份世界地图,此图绘出了整个世界的各个部分。图中,麦哲伦海峡被称为“龙尾巴(dragon’s tail)”;博阿·埃斯佩兰克角(the Cape of Boa Esperanc)被称作非洲(Afrike)的最前方②,其他的地方也是如此称呼。国王的第三个儿子敦·亨利(Dom Henry)在他的航海探险中,可以发现得更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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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1 15:07:5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 8

     讲到这里,我就有了清楚的证据:到1428年,好望角(博阿·埃斯佩兰克Boa Esperanc)和麦哲伦海峡(the Strait of Magellan,将阿根廷同火地岛分开的海峡)都已经被标绘于地图之上了。这是一个非凡的见解。简单的说,麦哲伦海峡怎能出现在这一幅我就此简称为“1428年世界地图的地图”上呢?这可比费迪南德·麦哲伦发现这一海峡早了近一个世纪。为了强调这不是个错误,加尔旺继续写道:

         弗郎西斯·德·索萨·塔瓦雷斯(Francis de Souza Tavaris)告诉我:1528年,国王的儿子和王位继承人敦·费尔南多(Dom Fernando),给他看了一幅他在研究“阿尔科巴扎 (Alcobaza ,一所著名的西多会〔Cistercian〕隐修院,葡萄牙国王的传统做法是以其作为图书馆)”的过程中发现的地图。根据我们后来对这幅地图的描述,它要比所有东印度的航海者前往好望角时携带的地图要早120年;由此显示,在古代有与现在同样多甚至比现在多得多的发现。(21)

          这幅1428年世界航海图对于葡萄牙政府来说价值非凡,因为在1421年12月,也即奥斯曼(Ottomans)围攻拜占庭(Byzantium)的时候,横越中国和香料群岛的陆路交通—从中国开始直穿中亚(centural Asia)抵达中东(the Middle East)的伟大的丝绸之路—被封锁了。在同样气候的月份的12月6日,马木鲁克苏丹(Barsbey)在埃及篡位并将香料生意收归国有。这两次重大变故的后果是毁掉了控制香料贸易的商人,封锁了由埃及边境通向国际贸易的陆路,割断了经博斯普鲁斯(Bosphorus)到达丝绸之路西线末端的海路。由于连接红海(Red Sea)和尼罗河(Nile)的运河(竣工于10世纪)因溃坏而无法使用,所有通向东方的海陆路线现在向基督徒关闭了。这样,势必要找出一条新的通向东方的海路来。

     从安东尼奥·加尔旺的描述中,我知道了“1428年世界航海图”标出了“东印度”(East Indies,印度洋the Indian Ocean和今称为印度尼西亚〔Indonesia〕的地区)并展现了绕过好望角穿过麦哲伦海峡通向香料群岛(在东印度尼西亚的特尔里尼特〔Ternate〕和蒂多雷〔Tidore〕)、亚洲和中国的航线。它所包含的这则信息具有无法估量的商业价值,并且这则信息由里斯本(Lisbon)的葡萄牙财政部郑重保管了数十年之久。但是这个秘密最终被泄露了出来,其他的人纷纷决定将手伸向这幅至关重要的地图,甚至甘愿受偷窃者将会被处死的处罚。(22)当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拥有了一份副本(参见第十八章)。

    “虽然1428年世界航海图”已经早已亡佚了,但是它的某些部分所蕴涵的信息却残存了下来,其中最重要的信息要数它标出了南美洲的那块了。一位随同哥伦布航行到美洲的西班牙海员保存了“1428年世界航海图”的一部分,上面还有哥伦布为该图所做的题记。在1501年,奥斯曼人(Ottoman)俘获了那个海员服役的船只;他身上仍旧保留着那份海图。因为哥伦布从来没有航驶到过赤道南端,所以那个海员和其他所有随同哥伦布航海的人一样,都不可能是这幅海图的始作俑者。这则信息仅能来自于1428年海图。

     深知这份被俘获文献的珍贵价值,奥斯曼海军上将皮里·雷斯(Piri Reis)将它合进一幅地图,这就是自那个时代到今天都知名的“1513年皮里·雷斯海图”。这幅精美的海图今天能在伊斯坦布尔(Istanbul)高踞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旁的托普卡皮·塞赖博物馆(the Topkapi Serai①见到。它基于几幅不同的地图,由海军上将将许多不同来源的资料拼凑而成,虽然它的某些地方不太可信,但是地图的西南部分是在哥伦布海员所保存的海图的基础上绘制出来的则又非常精确。在参观了里斯本的东波塔档案馆(Torre do Tombo)并拜读了安东尼奥·加尔旺关于一幅秘密地图于1428年落入葡萄牙人之手里的描述后,我就一直沿着这一思路前进,现在,这将我引向另一幅海图,此图将被证明是揭开中国人航海秘密的最有价值的线索。

    在再现中国人的航海路线的过程中,我始终坚信这样一条:由于中国帆船的船体形状,他们必须在风到来之前航驶。他们在离开佛得角群岛之后的航海路线是不难确立的,正如麦金托什上将数个世纪以后描述的那样,因为在那儿,风会不停地向西吹,直朝向南美洲方向。而且,在佛得角群岛 “北赤道和南赤道洋流汇集,形成了辽阔的洋流西向带。平均速度达到2海里/小时”。(23)汇集的洋流在加勒比海(Caribbean)附近分成两部分:北部分扫过加勒比海直至新英格兰(New England),并在那里汇集为墨西哥湾暖流;南半部分西南流向直朝南美洲。

     通过对老的地图和航海图以及在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在后一章里将会更充分的论证)周围所发现海船的碎片和人工制品的研究,使我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国舰队随着洋流分开,舰队司令周闻西北向穿过加勒比海朝北美洲航行,洪保将军和周满将军顺着赤道洋流的西南分支朝南美洲方向航驶。随着庞大的船队分离开来,这也必然经历了一场情感的别离,而风鼓满船帆,船的速度也将越来越快。他们驶入地图上没有标明海域的危险之地,舰队长官和他的部下们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可能再也不会相见了。皮里·雷斯地图和季风及洋流的证据很确凿了;从佛得角群岛出发的中国舰队肯定会朝这个方向航驶。也许我会解开“无名群岛”之谜,“无名群岛”或许就在美洲海岸的某处地方。我以后会回来追踪周闻舰队的北向航程,但是,目前我必须沿着周满和洪保朝着“新世界”的西南方向的航迹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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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1 15:09:1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新世界(图)1

     在离开佛得角群岛大约三个星期后,洪保和周满的舰队已经发现了现今巴西的海岸线。在他们面前,一片延伸、未知的陆地浮现在地平线上,此时此刻,他们所见到的全是陌生的景象和奇异的鸟类。他们很可能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祖先在一千多年前所描述的扶桑。

     南北朝时期的南齐永元元年,即公元499年,一位名叫慧深(Hoei-Shin)的和尚从距中国两万多里(8000海里)的东方的一块陆地返回①他以这块陆地上生长的树命名这块大陆为扶桑。扶桑树长出来的果子像红色的梨,它的新芽可以食用,而树皮被当地的居民用来制作衣服和纸。加上慧深这个僧人还提到这个地方不产铁器,可以猜想这种扶桑树很有可能就是只生长在中南美洲的龙舌兰。龙舌兰结红色的果实,与慧深所谈到的扶桑树的那些用途也大致相同。除了中美洲,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发现铁,这一点就和慧深的描述吻合。且不管慧深是否到过中美洲,仅从他的论述被不断地写进年鉴和中国的正史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深信他曾经到过那里。从那时起,不但有历史学家,还有诗人和作家一代又一代写出无数的文章来纪念慧深对这次扶桑的经历和探险。

          扶桑国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铜,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渍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棉。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②(1)

          当郑和和他的海军军官们在出航的时候,他们当然也知道这些故事,在发现这片新大陆时,这些中国水手们都聚集在船的扶栏上向这片大陆张望:这片陆地上果真没有铁吗?真有闻名天下的扶桑树吗?毋庸质疑,他们都有些紧张,甚至还有些许的焦虑,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即将登陆的这片土地充满了巨大的好奇心。他们所看到的这片陆地肯定在奥里诺科(Orinoco)三角洲四周,因为皮瑞·雷斯地图非常精确的显示出他们所看到海岸线细小的部分。我对毛罗修士和达·康提描述的中国帆船在离开佛得角群岛后航行7天所到达的无名群岛的研究热情,现在高涨了起来。

     在这本书就要拿去付印之前,我获悉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美洲印地安人的DNA和他们的疾病同中国人以及东亚人的是十分一致的。简要地说来,研究涉及巴西马托·格罗索(Mato Grosso)发现的印地安人的一种皮肤病、巴拉圭伦瓜(Lengua)的印第安人的十二指肠病、秘鲁和墨西哥的蛔虫、墨西哥的十二指长虫。从这个结论里可以推测,在哥伦布之前,中国人通过航海已经到达了美洲。这些证据,以及哥伦布到达之前南美洲已经有野生稻和马的证据,将会编入本书的平装本。然而目前,我将不得不继续下面的内容。

    在奥里诺科附近登陆后,中国船队大概会再次补充淡水和新鲜食物,然后继续向南航行。洋流将会载着他们沿巴西的东海岸驶向阿根廷南部的白角(Cabo Blanco)。我发现在皮瑞·雷斯图的南部有一些字,上面写着“葡萄牙人的无神论者(哥伦布)说到,此地白天和黑夜最短每天都只有2小时,而最长将达到22小时”。(2)因为在冬天,白天只有两个小时,最初绘制这幅图并给这幅图做题记的人肯定已经深入到南纬60°的地方了,并到过火地岛最南端的南面。这幅图还显示出联接南美大陆与南极洲的冰桥。

     根据皮瑞·雷斯地图的题记和其中绘出的冰的位置,我可以确定图中的南美洲的最南端大约为南纬55°,而南纬55°是这些浮冰能到的最北边的极限。基于火地岛的纬度,我可以对此图的南部作更进一步的研究—拿它和现代的地图作比较。研究结果立刻显示,最初的制图学家已经非常精确地画出了巴塔哥尼亚的东海岸。这条海岸线的一些鲜明的特征—岬、海湾、河流、入海口和港口—从北面的白角(Cabo Blanco)到南面的麦哲伦海峡入口,与现代的地图都是很相似的。皮瑞·雷斯地图的绘制者还在陆地上画了一些动物。

     正如达尔文回忆的那样,这是一片萧瑟、凄凉、风大的地方,“(这里)无人居住、没有水、没有树、没有山,只适宜一些很矮的植物的生存……巴塔哥尼亚的面积太大了,所以几乎没有人能够通过,故对它的了解也就很少”。(3)哥伦布不可能是这幅图的最早创作者,因为他从未到过赤道的南面。他关于此地的了解—对于南大西洋未知地带的一些岛屿的描述,比如白天有22小时—只能来自于他所复制的1428年海图中的题记。

     直到皮瑞·雷斯图绘制出了好多年后,麦哲伦才成为第一个到达巴塔哥尼亚的欧洲人。那么是谁最早提供了关于巴塔哥尼亚的信息,使它被绘在皮瑞·雷斯图上呢?而那个绘图人又是如何获得这些信息的呢?据我在巴塔哥尼亚的观察所知,这是一片除了动物没有人居住的荒凉土地,于是我便开始探寻在那幅图上所描绘的五种动物。

     第一种是有非常明显的角的一种鹿,画在现在叫佩里托·莫连诺(Parque Nacional Perito Moreno)①的国家公园的地方。这种动物显然就是“胡埃米勒”(huemil),它是安第斯山鹿,在地图的文字中对它的头和角都做了准确的描述。在这幅地图标明有这种鹿的地方,现在还有大量的这种鹿群生活。第二种动物画在现在被称为波斯库斯·佩特里菲卡度斯自然纪念物的一个地方,在现代的橄榄湾 (Caleta Olivia)以南150公里处。在安第斯山,我花了一些时间来给动物拍照,随即我认出这种动物就是南美驼马,它是驼类中的一种。它们的耳朵很奇特,松松软软的。当驼马们兴奋或忧虑时,它们的耳朵就向前弯曲。安第斯山的人用红丝带来装饰驼马的耳朵,就像我们能见到的人们把马鬃编成辫子的方式一样。就外行看来,这弯曲的耳朵倒是像前倾的鹿角。很明显,后来复制这幅图的人把弯曲的耳朵误画为鹿角了。现今成群的南美驼马在波斯库斯·佩特里菲卡度斯自然纪念物(Monumento Natural Bosquse Petrificados)被发现,在皮瑞·雷斯图上正是画在那个地方的。和安第斯山鹿一样,南美驼马是南美洲特有的一种动物。第三种是一种山地的狮子,在图上被置于今天叫列昂山国家公园(Parque Nacional Monte León)的地方,正如它的名字暗示的那样,山地狮子是很普通的。以上的3种动物都精确地标在今天的巴塔哥尼亚仍然能够找到这几种动物的地方,而这些都是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标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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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1 15:11:2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新世界(图)2

     这幅图上还画了一种光着身体、有胡须的人,乍一看,他的头好像在他身体的中间,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图上的人是画成低头弯腰的姿势的,以便让浓密的胡子遮住他的生殖器。我猜测,那位将被俘的葡萄牙人所携海图的内容复制于皮瑞·雷斯图的土耳其制图学家差不多可以肯定是一个穆斯林。穆斯林在裸露身体这一点上很保守,如果该绘图者确实这样认为的话,当他在描绘赤裸的人时,他会感到很不舒服。在那幅原始的图(被俘的葡萄牙人所携的图)绘成之后很久,麦哲伦才到达了巴塔哥尼亚,他很惊奇地发现,尽管这儿天气寒冷,而一些土著人在行走时都赤裸着,他们依靠火来取暖,即使是在船上,他们也同样赤裸着。于是,他命名这个地方叫“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有火的土地。(4)

     剩下的最后的一种动物需要去辨认一下,这种动物在传说中出现过:一种长着狗头的人。有两条题记是用来描写这种动物的:“此地有如此形状的野兽”(5),“它有七指距(这一个单位距离相当于一只手伸开,大拇指顶端到小拇指指尖的距离)长,但它的双眼之间只有一个指距的距离。据说这种动物很善良。”(6)皮瑞·雷斯地图描绘的其他巴塔哥尼亚的动物都是相当准确,在它们所被标注的地方今天都能够发现这些动物。如果这种动物真的存在的话,我认为它们的生活范围应在阿根廷的圣克鲁斯省(Santa Cruz)的南部或者在智利的麦哲伦省的北部。这种怪兽是否在此生存过?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并不能提供任何可确定的帮助,所以我决定在皮瑞·雷斯图上所表示那种怪兽存在的200英里半径的范围里考查每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

    我第一个拜访的是在智利麦哲伦省“佛得河”(Rio Verde)的法那博物馆(Museo de Fauna),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而我的兴致并没有减退。我拜访的第四个博物馆是在布埃尔托·那塔勒斯(Puerto Natales)的司提奥博物馆(Museo de Sitio) 附近,得到的结果很令人振奋。

     “我正在找一种有两倍人大的一种怪兽,在你们这儿是否有类似这样的动物吗?”

    “有啊。”

     “你们的博物馆有展览的吗?”

       “有的。”

     “那它叫什么啊?”

    “它叫大树懒。”①  

   除了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了一些零落的关于大树懒的信息外,到目前为止我对大树懒的了解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大树懒是南美洲独一无二的一种动物,它的体重大约有两百多公斤。在1834年,达尔文在巴塔哥尼亚的白巴尼亚(Bahía Blanca)附近发现了一幅骨骼,这个地方在皮瑞·雷斯图上标明的就是这种怪兽出没的地方。达尔文把这些骨头送给在伦敦的皇家外科学院的里查德·欧文(Richard Owen)博士,他把骨架做了复原。它像一个有着狗头的巨大的人,在它要摇倒一棵小树的时候,它用尾巴和双腿组成一个三脚架蹲着。放倒一棵树之后,它要把这棵树的没有果实的枝条都剥去,然后再去毁坏下一棵树。据说这种动物有3米多高,有的甚至更高,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巴塔哥尼亚的本地居民在冬天里把它们拴在洞穴里,夏天就带出来吃草,它们的肉尝起来很像味道清淡的羊肉。据说大约在三百年前,这些没有“恶意的东西”(7)的最后一只在地球上消失了。然而,近年里却有一些保存完好的这种动物的碎片在山洞里被发现,看样子很明显是被当地人屠宰的,以致有人推测在巴塔哥尼亚的野地这种动物依然存在。

     后来,我发现了一本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出版的中国书籍,名曰《异域图志》①(The Illustrated Record of Strange Countries)。正如它的题目所表明的那样,这本书记载了一些中国人在他们航行中 所见到的一些奇怪的动物。有一种长着狗头的动物与在皮瑞·雷斯图上画着的大树懒很相似,并有文字说明,说他们是在从中国往西航行了两年才发现这种动物的。这部文献仅这一部分被翻译了出来。

     那些中国人在发现这种动物时肯定是很惊奇的,并立刻想方设法地去捕获了一些。那是中国人的习惯,在遇到奇怪的异国动物时,他们会抓一些回去献给他们的皇帝,以充实他的动物园。(8)一连串的麒麟(长颈鹿)被郑和将军带回献给了朱棣,这使朱棣很惊奇和高兴,因此我也相信肯定有一些大树懒被带上了中国帆船,其中的两只带回了中国。(9)我能够想象的出来,那些中国水手们一步一步的引诱着这些有点笨、长着狗头的动物从它们的山洞里出来,慢慢的进入他们的大船里,并且给它们载了成吨的树叶来喂养。

     在皮瑞·雷斯图上,对这种动物的外在体形描绘是相当准确的,还表明这种动物是南美洲独一无二的,此图只能是图示的巴塔哥尼亚,不可能是其他地区的描绘。因此我确信图上西面所画的山就是安第斯山脉。山脉沿着太平洋海岸向北延伸,而从大西洋那面看是看不到的,因为群山离东海岸有数百英里的距离。在第一个欧洲人到达南美洲或者太平洋之前,那个最初绘这幅图的人肯定是从太平洋沿岸航行的,载着他的船要么是通过麦哲伦海峡,要么是勇敢地面对合恩角永无休止的惊涛骇浪。

    由于知道了巴塔哥尼亚的面积,我能够准确地判断出皮瑞·雷斯图的比例,并标出图中陆地和岛屿的纬度。白角(Cabo Blanco)是在南纬47°20′,所以皮瑞·雷斯图底端的岛屿的纬度肯定是南纬48°43′—恰好与南舍得兰(South Shetland)岛的纬度一样。我现在了解到,在第一个欧洲人到达南舍得兰之前,那个最初绘图的人已经在400年前乘着船发现了南极洲和南舍得兰。正如后来我发现的那样,那些荒凉、几乎是无人居住的岛屿对于中国人而言是相当重要的。   

         绘制南到南极洲、北到秘鲁的安第斯山,覆盖了从陆地到大洋绵延数千里的地图,肯定要花费那些富有技巧的测量员和水手们成千上万的人力和时间。要想覆盖这么远的距离,绘图的工程必须通力合作,这就涉及到了对不同舰队的使用问题。在欧洲人到达南大西洋之前,惟一有能力提供这样的船队航海的国家是中国,而这种提供给中国舰队测量的机会只可能在郑和航海中永乐十九年至二十一年(公元1421~1423年)的那两年“失踪”航行。虽然我想我是对的,但是我仍然没有找到中国人航海到过南美洲的第一手证据。要证明这一点,最明显的证据将是来自一艘装满明朝早期瓷器的宝船的残骸。在世界上要来推测中国的宝船是否在某地出现过,这样的残骸将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在南美洲的沿岸找到这重要的残骸却可能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况且由于持续不断的暴风雨和强烈的潮起潮落会冲毁船的残骸,并且卷走那些撒出的货物。所以寻找宝船的工作虽然有待进行,但看起来这不太可能在短时间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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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1 15:12:3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新世界(图)3

     此时,我需要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法。比如,当第一批欧洲人到达南美洲时,他们是否发现与他们到达中国时发现的植物或动物是一样的呢?或者说,当第一批欧洲人到达中国时,他们是否发现中国的植物是与美洲一样的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舰队是否带了一些回国呢?幸运的是,许多知名的学者已经研究这个问题很多年了。(10)我之所以能够被他们的工作吸引是在一次拜访秘鲁的旅程中,在一个黎明被鸡鸣声叫醒的一个结果。我在马来西亚居住过,记得很清楚在早上亚洲鸡的叫声—“咯咯咯(kik-kiri-kee)”—与它们欧洲的同类“咕咕咕(cock-a-doodle-do)”的叫声有明显的不同。当时我正躺在床上,我听到了熟悉的“咯咯咯”的鸡叫声,于是我很好奇,为何是亚洲鸡而不是欧洲鸡,它们是如何来到秘鲁的。

     这些家养的鸡起源于数千年前东南亚洲的丛林,包括中国南部、安南、占城、柬埔寨和马来西亚。这种类型的鸡与欧洲鸡有着明显的不同。当麦哲伦到达里约(Rio,此地现在也用此名),他“得到了很多鸡,……因为用一个鱼钩或一把小刀就换了当地人6只鸡,甚至担心当地人是在骗我”。(11)但后来麦哲伦和这些西班牙征服者发现南美洲的鸡和欧洲的那些“粪堆上的家禽”有很大的不同。鸡分为完全不同的四类。马来种瘦瘦、高高的—以至于能飞到餐桌上来抢食物吃。它们的头细细的,更像是火鸡,从喉部到胸脯都没长毛,光秃秃的。中国种的则是矮胖矮胖的,身体有点肥,羽毛松软,翅膀短短的,腿上长毛。这种鸡有着很小的尾毛,还有着小小的、短的、不甚发达的骨刺。它们都不擅长飞翔,性情很温顺。到目前为止,这种有着松软羽毛、以黑色素为主要特征的鸡(“以黑色素为主要特征”是指这种奇特的鸡的羽毛、皮肤、血液、骨头都是以黑色为主)在拉丁美洲已经到处都能发现了。第四种鸡就是亚洲卷毛鸡,①这种鸡身上的羽毛是弯弯曲曲的,而不是平直的。而且在公元1500年左右,这种卷毛鸡已经遍布南美洲了,而在地中海世界还没有相似的鸡。或许最令人吃惊的不同是,这种亚洲母鸡生下来的蛋是蓝色壳的,与之相对照的是欧洲母鸡产下来的蛋是白色的或者是奶黄色。从智利到墨西哥,这种蓝色的鸡蛋依然在各处都能看得到。

     而且还存在着两个至关重要的不同。如果欧洲人带了鸡过来,那么这些欧洲鸡的名字将会被南美的印地安人所采用。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南美洲北部的阿拉瓦克人(Arawak)称那种以黑色为特征的鸡为“卡那卡(karaka)”;印地安名字是“卡那卡那斯”(karakanath),在墨西哥西北部,鸡的名字是“托瑞”(tori),在日语里是“nihuatori”,意思是“圈养的鸟”。在1421年,那些致力于帝国扩张时期的印加国王们,他们经常戴着羽毛,并采用了这种鸟的名字。在盖楚瓦人(Quechua)的语言里,鸡是“hualpa”,是托帕卡·尤潘基(Topac Yupanqui,约公元1440~1493年)①所采用的名字。在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的统治下,印加国王正式的名字是阿塔瓦尔帕(Atahualpa)②。因此至少在征服者到达南美洲40年前,印加就有了对应“鸡”的词汇。

     那个时代的欧洲人把鸡和鸡蛋用来吃。在东南亚和中国,鸡的用途完全不同。中国人拿鸡蛋来占卜,或者在烧纸之前把鸡血滴在树皮纸上,人们相信那黑色的鸡能够保护家庭不受到恶魔的侵犯。这些做法都能在南美洲发现。像在中国一样,美洲印地安人也不是把鸡和鸡蛋用来吃的,他们把鸡和鸡蛋用来做祭祀、占卜和治病。

     亚洲鸡在美洲的大西洋海岸到太平洋海岸都有发现,向北最远到罗德岛(Rhode Island)。这些家禽不可能飞得这么远,肯定是用船载过来的。除了欧洲人,只有中国人的船能航行得那么远。在欧洲人征服美洲之前,亚洲鸡在美洲的传播是和皮瑞·雷斯图中表示的位于委内瑞拉、巴西、智利和秘鲁的奥里诺科(Orinoco)的三角洲密切相关的。即使到今天,在南美洲的受到西班牙人(或者其他欧洲人)影响最小的地方,人们还会发现,那儿的鸡所生的蛋依然是淡蓝色的,还有着其他的亚洲鸡的特征,而这些与欧洲鸡是不一样的。(12)所以这样的结论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舰队肯定已经把鸡带到了南美洲。  

             既然亚洲的鸡与地中海的鸡有着明显的不同,而这些亚洲鸡的特征又在美洲鸡的身上重现了,那么最明显的结论就是美洲鸡最先是从亚洲引进到南美洲的,而不是来自地中海沿岸……(13)

     如果关于美洲鸡的所有信息都被考虑到的话,是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最早把鸡带到美洲的结论显然是和所有的证据相矛盾的。直到1600年,地中海民族还没有拥有、甚至还不知道美洲印第安人手中掌握的鸡的种类……如果一种学术的和科学的方法在这个课题上运用的话,这种方法必须注意到这些信息,而不是以往的那些教条,那么最终只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鸡是通过太平洋传入南美的。也许我要再重复一下,这是在地中海民族发现美洲之前很早的时候了。(14)

             第二个明显的证据来自于玉米,这是一种原产于美洲的植物,在郑和航海之前一直不为中国所知。正如鸡不能飞一样,玉米也不能自我移植,无论它在何地被发现,它肯定是被人移植过去的。这里有相当明显的证据能证明在1492年哥伦布达到美洲之前,(15)玉米就已被引入了亚洲。例如,在安东尼奥·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麦哲伦的随军记日记的人)的关于在1520年他们在菲律宾的利马萨瓦(Limasava)的探险的记述写道:“那些岛民们邀请将军(麦哲伦)到他们的船上去,因为他们的商品都在船上,有丁香、肉桂、生姜、辣椒、豆蔻和玉米。”(16)毕加费塔是不可能不认识玉米的。他的记载是用古老的意大利文写的,玉米是被翻译成“miglio”,与之相对照的是他曾用加勒比文写这个词是“maíz”,他知道那种玉米有“穗,长的像印地安人的玉米,皮剥掉后,被称作拉答(lada)”—毕加费塔不仅花了数个月的时间跟随着麦哲伦从南美洲到了利马萨瓦,而且还在加勒比海给哥伦布效过力。(17)中国的记载说,郑和将军带回了一些“有着特别大穗的谷物”。中国人习惯于吃一种穗和大麦大小相似的稻米。这种与稻米相比较而有“特别大”穗的谷物只能是玉米。(18)这里还有更进一步的有价值的证据。葡萄牙人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中国都发现了玉米,还发现了“Metates”——这是一种南美洲所特有的用来磨玉米的工具。这种工具发现在一艘建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的平底船上,而这艘船是在菲律宾西南的潘达南(Pandanan)的海底发现的,它是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沉在那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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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1 15:13:4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新世界(图)4

     皮瑞·雷斯图上所显示的,早在麦哲伦航行一世纪前,中国的舰队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就到达了南美洲并登上了那儿的陆地,现在这已不再是我头脑中的一个拿不准的想法了。但是中国人的这次具有史诗性质的海上航行,是想使整个世界都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可为什么他们花了这么大的气力来绘制那荒凉的巴塔哥尼亚呢?那可是一片冰雪覆盖、寒冷异常的地方,只有一些落后的、光着身子的居民,没有什么好交易的,这里除了鱼类和野莓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

     皮瑞·雷斯图能否提供更进一步的线索呢?起先看起来这幅图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神秘性,因为它显示出了从巴塔哥尼亚海岸伸出的一根根辐条,相交的中心位于南大西洋广阔的海域,这些中心点就是罗盘的中心点。这些轮轴被水手们称作“波多兰线”(Portolan lines),在“波多兰”航行法中使用,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三角测量法。拿皮瑞·雷斯图与现在的地图比较,我辨认出每条“波多兰线”的巴塔哥尼亚海岸上的每条起点是那里。那些绘图者们肯定是已经乘上了7艘船,从北面的蓬塔谷兹曼(Puntas Guzmán )、梅塞德斯(Mercedes),中部的卡博斯库瑞(Cabos Curioso)、圣弗朗西斯科(San Francisco),还有南面的蓬塔诺特(Punta Norte)、卡博斯布恩特珀(Cabos Buen Tempo)和圣埃斯皮瑞图(Espíritu Santo)7处地方出发航行的。

     在了解了皮瑞·雷斯图的范围后,现在我能轻松地确定罗盘的正中心位置的事实地点了。“波多兰线”相交在西福克兰(West Falkland)岛的乔治王海湾(King George’s Bay)。罗盘的绝对中心是亚当斯山峰Moune Asam,2917英尺高,这是福克兰岛上最为明显的一座山峰。是否周满或者是洪保实际上是一个秘密的登山家呢?那是不是就是船只被下令驶向山峰的原因呢?好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一头雾水,突然间有一天我突然顿悟了。在南半球时,那些中国人需要一颗星星来代替北极星,以便引导他们航行,在当时他们只能选择如下的两颗星星:用老人星来确定纬度,用南十字星来导航。(19)

    老人星是一颗发着黄白色的、巨大的星星,它离地球的南极点有3000光年①的距离,它的亮度超过了太阳的1000倍。无比的亮度加上近距离,使它成为天空中第二亮的星星,和金星差不多亮,因为它发出来的光的颜色是黄白色的,使老人星能够很容易的识别出来。和南十字星一样,老人星位于天空的最南端,但不是正对着南极点。为了利用老人星来确定纬度,中国人不得不航行到正对此星的一个定点,以确定其精确的位置。南十字星指向南极点,但不像北极星,它不是直接对着极点。为了能够利用南十字星来准确的导航,中国人也不得不确定它的高度和经度。我再强调一下,要算出南十字星的准确位置的惟一方法就是航行到直接对着它的地方。

      数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在试图确定南十字星和老人星的位置:

         〔唐玄宗〕开元十二年诏太史交州测景,夏至景表南长三寸三分,与元嘉中所测大同。然则距阳城而南,使直路应弦,至于日下,盖不盈五千里也。测景使者大相元太云:“交州望极,才出地二十余度。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环星灿然,其明大者甚众,图所不载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极二十度以上,其星皆见。乃古浑天家以为常没地中,伏而不见之所也。” (20)

     只有当老人星和南十字星的位置被确定后,南半球的新大陆才能够准确的被绘制到地图上去。当那些中国绘图者到达了在西福克兰岛(West Falkland)的亚当斯山时,他们就直接处在了老人星的下面。他们竭力确定好他们的位置,这样他们就能准确计算出他们的位置是南纬52°40′。参考北极星的高度,他们就能估算出老人星的高度,随后他们就能在南半球使用老人星来确定他们所处的纬度。考虑到这个位置对中国人而言的重要性,我认为中国人肯定在亚当斯山的附近立了碑,因此我已经请求福克兰岛上当地政府协助我进行搜寻的工作。

     一旦老人星的纬度确定后,只要直接在老人星的下面,沿着这一条纬线,穿过太平洋向西航行,随后通过南半球的海洋向东航行,周满和洪保的舰队就能各自返回中国。只要循此方法,所用的船只都能从这条纬线上做出观测。我也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当别的星星的纬度位置能够准确地被确定后,那么在世界上进行观测的可行性是合理的,例如在北纬3°40′,这个地方是在地平线以下,北极星是看不到的。对于中国人而言,希望别的纬度也能起这样的特殊重要性,比如,就像他们在北纬39°53′的首都—北京很可能就起着一样的作用。后面就会说到,我的猜想被证明是正确的。

     中国人选择的第一个“锚点”在福克兰(Falkland)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福克兰群岛不但直接处在老人星下面,而且正好离北京的距离是整个纬度的距离一半(经度相差179°)。在当时的阶段,中国人虽然知道了地球是一个球体,但是没能测出经线,然而利用北极星他们能算出地球周长的一半(180×60海里),因此在离开北京达到这个距离时,他们就能估算出来(航行的天数乘以平均速度)。如果一支舰队在福克兰群岛的锚点向西航行的话,就能在南纬52°40′发现南澳大利亚的另一个岛,就像他们测量巴塔哥尼亚一样,绘图的人们能够用三角测量法准确的绘出这片陆地。与之相似,一支船队向东航行,在南纬52°40′就会发现非洲南面的另一个岛,因此也就能够绘出印度洋来。

     我在思考我怎样才能从此“锚点”出发,去追寻中国舰队向前行进的路线。我已经知道了在周满和洪保的率领下中国舰队最终回国的日期,以及他们各自带回来的使者数目。不久我意识到,借助那些表格和地图,并从那些大使处搜集到的信息来标明位置,我能做出一个合理的推论,即在随后的那段时间里,每只舰队都是如何行动的。在有着一些紧密联系的证据出现后,这使我继续推算出宝船以后的行动。在整个航行期间,在高级将领杨庆的率领下,船队一直航行到了印度洋,在永乐二十年八月(公元1422年9月),返回了中国,随他一起到中国的,共有从东非到印度各国的特使17人,而周满和洪保直到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秋季才返回了中国。周满没有带回来一名大使,而洪保也只是从古里带回了一名大使。基与此,我能推导出,周满将军的舰队向西航行,以绘出太平洋,经香料群岛返回。为了测出南十字星的位置,洪保将军的舰队向着南极洲往南航行,在回航时向东航行,途经南半球的海洋、满剌加和古里。于是我开始寻找他们航行的路线,首先我要追寻的是洪保通过南半球的海洋的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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