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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爱书人

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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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1 15:36:5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中美洲的定居点 1

     当我到达墨西哥西部的群山中的乌鲁阿潘(Uruapan)时,我发现那儿有着非常明显的受中国影响的痕迹。它距离太平洋大约两百英里。该镇得名于西班牙修道士胡安·德·圣·米盖勒(Fra Juan de San Miguel),1533年当他到达时,该地丰富的植物资源使其留下极深的印象,遂将该乌鲁阿潘地区命名为“永恒的春天”。至今,它依然因所产的鳄梨和水果,以及受到旅游者们喜欢的美丽的漆盒和托盘而名闻天下。

     漆制品,在墨西哥被称为“maque”,在中国称为“漆器”,涂漆是一种极不寻常、复杂、耗时的装饰方法。野生漆树生长于中国,中国被认为是漆的最初发源地,后来也有人大量栽种。至少在3000年前,中国人就认识到漆脂具有防护的特性。他们将之推行到整个东南亚;中国和日本的涂漆过程基本上是相同的。最早留存的中国漆器可以追溯到商朝(约公元前1523~公元前1028年),那时中国开始将漆用于日用器皿、家具和艺术品上,并用来保护刻写文字的竹简。使第一批到达南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的欧洲人惊讶的是,他们发现漆饰方法在恰帕斯(Chiapas)①、格雷罗(Guerrero)②、米乔阿肯(Michoac噉)③以及向北远至加利福尼亚海湾的锡纳罗亚(Sinaloa)④等地区非常盛行。(1)乌鲁阿潘被认为是漆器艺术的中心,但是太平洋地区的墨西哥人是如何得知的呢?它是独立发展的,还是中国人将之传播到此的呢?

     漆独一无二的特点是它需要在适当的湿度和温度的空气中变干。暖湿空气使漆液变成像瓷釉一样坚硬而厚实的固体。漆的密度和干燥的程度随着空气的温度、湿度和漆的厚度而变化。最好的环境是在潮湿、温暖的太平洋海风吹拂中的乌鲁阿潘。在将漆以惯常用法使用之前,用米粉和漆脂的混合物制成腻子,抹平盒子或是器物的表面缝隙,做好涂漆前的准备。腻子要得到合适的稠度,须将其与米糊相混合,在墨西哥,可以用火山灰。抹平腻子之后,先用沙子打磨盒子,再用一把由人的头发制成的非常好的刷子涂上无数层中的第一层漆。每一层漆均须完全干透,之后则进行砂磨和上光,然后再涂下一层漆。使用磨石砂磨之后,用一块软布将鹿角粉涂上,叫作上光,上光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行为过程。一般说来,要重复这一过程达60~70遍。

     实际上,上漆过程在中国和墨西哥是相同的,中国的上漆技术在墨西哥被采用后,还根据墨西哥的气候和原料特点做了调整。涂漆之前器物表面的打理工作也是相同的:缝隙用一种称作尼玛卡塔(nimacarta)的混合物加以填涂,器物用沙子打磨,直到完全平整,如此一遍又一遍涂尼玛卡塔、用沙子磨平,每一层干透后,沙磨并用磨石上光。

     虽然过程是相同的,但是墨西哥的原料却有所不同。“maque”是一种半液体状的糊,由动物和植物油以及天然的精制陶土组成。主要的动物成分是提取自“阿杰”(aje)昆虫(coccus lacca)的脂肪,这些昆虫是乌鲁阿潘周围的当地居民饲养的。昆虫在雨季被收集起来,活的放进开水里,直到它们的身体释放出一种浮在表面的硬的、蜡状的物质。当水凉下来后,这些物质被收集起来,用水清洗之后,再加热去除其中的水分。它凉下来时像厚厚的黄油块。第二种成分,是“启亚”(chia)植物油,用来稀释“阿杰”混合物。这种油提取自鼠尾草(墨西哥的土产)的种子。“启亚”油有着很高的甘油成分,干燥时可以快速从空气中吸收氧气,形成一层坚硬且富有弹性的表层。第三种成分是很好的白云岩,称作“特普楚塔”(teputzuta),乃一种矿土,是“maque”混合物中的主要部分。

     墨西哥和中国使用的装饰技术和颜料也惊人的相似,都是在深黑的背景中用漂亮的红颜料刻出图案。在这两个国家,传统的颜料都是黑色的,用动物的骨骼或是玉米杆烧制而成。如今,在墨西哥南部各州,使用的漆装饰技术与中国和日本的是相同的。图案是以一根尖锐的仙人掌刺塞进火鸡毛管中作为工具刻出来的。羽毛上的软毛用来将雕刻时落下的粘土或是漆的碎屑刷去。接着用对比明显的颜料填满那些精雕出来的线条,一次一种颜色,每次填塞之后都进行足够的晾干、刷净和磨光。最终,经过美丽装饰的盘子或是箱子,乌鲁阿潘产的或是中国产的,已是非常相似,对于那些不是此中行家的人来说,已不能够将其区分出来。

     光从理论上想,这一精致且耗时的过程可以在中国和墨西哥—相距数千里之遥的两个国家—同时发生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但上漆并不是墨西哥和中国的漆艺作品中惟一一致的地方。两个国家在获得他们作品中的染料时使用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不简单和非同寻常的。茜红,靛蓝,猩红,贝壳紫是他们生产五颜六色的颜料的染色原料,但是需要先通过复杂的程序来提取和确定它们。此外,我再次指出,如此的相似实在不可能只是巧合。

     茜草染料—茜草属(Rubiacae)灌木的根茎是源自中国的一种红色染料。制作染料先要将茜草根茎挖起、烘干,清洁后磨成粉,然后将磨碎的粉末整夜浸泡后,将其在150℃的水中再浸泡一小会儿。织物在被放进染盆中煮沸之前,首先用硫酸铝溶液加以处理、定色,然后用混合有草木灰的水清洗。在墨西哥,植物的根茎选自茜草科植物的亲缘植物—“莱勒本茜草”(Rubia relbunium)和“尼提德茜草”(R. nitidum),小型亚热带灌木,南至阿根廷均可发现。新大陆处理布料的方法是用草酸铝和单宁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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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1 15:38:1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中美洲的定居点 2

     亮丽的靛蓝,在整个东南亚通行数千年,是所有的天然染料中最古老的,它的获得需要使用最复杂的技术,提取该颜料的植物需要非常精心的种植。刚刚剪下的叶子,整个的或是只有地面上的那部分,得放进热水中浸泡9~14个小时,这期间,叶子会发酵,散发出不好闻的味道。

    混合的液体看起来是透明的,但是纱线或是布放在里面浸泡后遇空气氧化后就会变成鲜艳的蓝色。除使用草木灰和石灰作为溶解的催化剂之外,这一染布过程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几乎是相同的。从橡树叶子上刮下的小虫子中提炼出来的朱砂红染料,在东南亚使用的非常广泛。那些虫子先得放在醋盆中淹死,使它们先染上红褐色,当它们被压碎后,可以产生出一种染料,溶在酒精中,用明矾或是尿定色。另一种出现于东南亚的红色染料是紫胶(虫脂酸laccai acid),从野生或是家养的“克尔梅斯”(curmese)或是寄生在不同的树上的紫胶虫子。虫子的肢翼被摘下来,在太阳下晒干,然后放入热苏打溶液中浸泡,再把其中的水分蒸发掉,剩余的残渣制成块。无论是马欢还是尼科洛·达·康提都提到在古里有售。(2)

     新大陆相应的使用了另一种有鳞的虫子(Cochineal)—胭脂虫,它寄生在仙人掌类植物上。这种虫子将自己包裹在一层白膜之内,当它被压碎后,可以产生出比“克尔梅斯”(curmes)和亚洲紫胶十倍多的鲜艳的猩红颜料。在西班牙侵入中美洲后,他们将胭脂虫出口到中东和亚洲。至于中国,胭脂虫颜料(洋红)是和皇室相联系的。真正的墨西哥胭脂虫到达南亚是在哥伦布开始航行之前。(3)

     最具决定性的染料是取自海蜗牛的皇家紫(泰尔红紫),它是旧大陆使用的最著名的染料,其价格之昂贵,只有富人们才能用得起,紫色的长袍也成为高等身份的同义语。拜占庭的统治者们都是养育在紫色的房间,着紫色的长袍。在新大陆,贝壳紫生产于米乔阿肯地区—环绕乌鲁阿潘的地区—直至远离此处的厄瓜多尔,并且在太平洋沿岸广泛使用。早在1898年,提取贝壳紫的这种方法,就成为前哥伦布时代海外贸易的合适的目标。  

          在许多地区,都可能出现了运用这些物质①作为染料的步骤,将它们染于织物的措施如此之复杂,要说这儿是独立发展起来的,那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更不用说是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当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地区使用同样几种染料和媒染剂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历史联系的可能性,甚至更进一步,特别是根据其他的零零碎碎的相同之处,这样的接触应该不但应该重复多次,而且非常紧密。(4)   

       如果说这些染色过程是偶然的、独立的发现,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因此必须予以假定两种文明有着共同的来源。(5)

    但是,在墨西哥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有自然染料、漆艺作品、母鸡和植物链。乌鲁阿潘上游的帕兹库阿洛(Patzcuaro)湖,被铜矿资源丰富的群山环绕着,至今,像桑克瑞斯托巴尔(San Christobal)这样的湖边小镇都在向蜂拥而至的游人出售铜制品,它们的博物馆内都展满了文物。在米乔阿肯,就和中国一样,金属在开采后都进行冶炼,储存在不同的仓库里,并根据它们的质量和金属的类型以及是否用来作为宗教祭物或是供物而进行分类记载。

     《佛罗伦萨药典》(Florentine Codex)—埃尔玛蒂诺·德沙哈衮修士(Fra Ernardino de Sahagun)写于1569年的伟大作品,(6)描述了在西班牙征服之前墨西哥的文明—说明了把氧气吹进金属以去除杂质的过程,这一先进的过程在哥伦布征服美洲前尚未应用。米乔阿肯人使用的金属是铜、金、银和金属合金。他们对于铸钟尤其擅长,铸钟使用的金属占他们所冶炼金属的60%。一口钟的共鸣取决于所使用的金属合金的成分;和在亚洲一样,为了获得合适的共鸣,金属的比例必须仔细地计算。用同样合金铸成的钟在佛教盛行的地区是重要的象征物,到泰国、缅甸、中国和印度的游客至今仍为这类钟所发出的甜美的音符而吸引,我就曾在中国的一些寺院中度过那些令人沉醉的下午。

    金属斧(Hachuelas)—葬礼上的新月形供物—在墨西哥的坟墓中也有大量的发现。斧(Hachuelas)常被置于死者的口中,就像中国在死者的口中置放玉石一样。那弯曲的、新月似的外形是喇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用的象征物。明成祖朱棣努力通过邀请西藏的哈立麻来访问他并给予其极高的荣誉来促使喇嘛教在明朝的发展。月状的仪礼小刀象征性的用来切断与尘世生活的关联,至今仍可在中国的寺庙和坟墓中看到。宦官船长是穆斯林信徒,但郑和舰队上的船员几乎全是佛教徒,受佛教影响,他们认为应对世界万物怀有同情心。

     在中美洲和中国的文化中,镜子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认为镜子可以帮助灵魂转化到另一个世界,到达神的住所,与祖先的灵魂相遇。中国的青铜镜大部分是圆的,表达了道教的宇宙轮回观点。在中国和日本,镜子的背面刻上含有宗教信仰意味的动物和植物的图案。作为一个习惯,人们均携带一个有装饰的圆形青铜镜来防止妖邪的侵犯。在米乔阿肯,叫作“罗德拉斯”(rodelas)的金属圆盘用于典礼、仪式中。像钟一样,用金、银、铜和合金制成,数量很大,在背面装饰有自然和宇宙的象征物。

    研究的结果,使我确信中国人到过乌鲁阿潘,在那儿用母鸡交换过别的商品,并且他们已经在那儿停留过几个月或是几年,将漆艺作品的知识和染色技术传给了墨西哥人。我假定的结论是—在舰队从此处海岸经过时,部分船只或是私人商船被留下来建立聚居区—似乎这种说法更为可行。在那亚里特(Nayarit)的口述历史中,有支持以上结论的材料,在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的西北部—传说在哥伦布之前有一支船队从亚洲过来到达墨西哥海岸,得到哥拉斯(Coras)—一支优秀的那亚里特(Nayarit)民族首领的热忱接见。我开始从博物馆的收藏中寻找有关材料,起初的过程是冗长且收效甚微的,接着我碰巧见到了“尤卡坦亚麻布”(lienzo de Jucut嘽ato)—19世纪在同名的村庄中发现的那幅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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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1 15:39:2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中美洲的定居点 3

     亚麻布画由35个方块组成,其中的30个大小相同,每一个方块讲述一个小故事。第一个场面是人们从一艘船上登陆,在他们前面跑着一条狗,狗的尾巴与众不同地在它的背上弯成弓形。从狗的体形、大小和步态,尤其是它那非常奇特的尾巴上看来,非常像中国的沙皮狗(shar-pei dog)—最初出现于广州的一种猎狗,对于那些贫穷的广东人来说,这种狗对主人和他的家庭有着极大的帮助。(7)那群人中,至少有一人骑在马上,马对当地人来说非常陌生,自然引起他们的注意。在西班牙征服之前,美洲一匹马也没有。从船头出现的首领穿着一件红色的束腰外衣(同样的服装格雷长官Governor Grey曾在澳大利亚的土著油画中描绘过),手上抓着一面圆镜。镜子显而易见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在其他的画面上它出现的次数不少于14次。其中的一些画面中,镜子的背面有着“由八条分界线标记”,这一“轮回学说”涉及到佛教的重要活动,尤其在它的传道和开导活动中。镜子由穿着红袍的首领拿着,与佛教中的宗教首领到岸边接见当地人民是完全和谐的。

     在图画的中心位置,首领坐着,当地的居民将装着金属的托盘放置在他的脚边上—在我看来,显而易见地提到他们将铜卖给中国人。在画的底部有一棵树,散出光芒,它也许象征着底下坐着佛祖的菩提树。最后,有几幅画画着一只大鸟,鸟的尾巴一直垂到地上。从鸟的大小和姿势来看,这只鸟象征着亚洲马来西亚的小鸡。中国人坐在马背上和步行登陆,持着镜子驱除恶魔,跨上岸边,再经由菩提树和轮回学说的辅证,整体看来,画面中的情节前后都是和谐的。当地居民带给他们金属,可能作为回馈,中国人赠给他们小鸡、漆器、染料和采矿技术。

     历史学家尼科洛斯·列恩(Nicol噑 Le梟),(8)是第一个对亚麻布画(lienzo)进行分析和复制的人,根据他的研究,这是用黑色的碳素墨水画在粗糙的织布上的,时代是在西班牙人到达墨西哥之前很久。他说到,到了16世纪,此画内容有所变化,西班牙人在画中加了一些建筑和文字以试图说明画的内容,用的是另一种墨水,是较原画晚的某个时期那样做的。

     中国人已经到达了尤卡坦,尽管它位于远离海岸的内陆地区,这一说法可信吗?这个村庄位于乌鲁阿潘南边几十公里,库帕梯造(Cupatitzio)河在那儿不再通航,继续往南40公里处,库帕梯造河注入一个大的湖泊,巴尔萨斯河(Balsas River)把这个湖泊和海连到一起。就像在萨卡拉门托一样,一艘中国帆船可由海中到达尤卡坦,用货物和技术作为交换来获得矿物和植物。

    如果中国人已经在那儿逗留,和玛雅人进行贸易,并把制漆技术的奥秘传授给他们,那么应该有他们在那儿停留的迹象。李约瑟(Needham)教授是研究中国明朝的专家之一,1947年他访问了墨西哥,并将他的经历记载下来。“在我停留期间,对于高等的中美洲文明的许多特征和亚洲东部和西南部的文明特征之间的明显的相似,我印象非常深刻。”(9)他写道,然后列举了三十多个文化方面的相似处作为对前面所描述的冶炼术的添加,例如三脚容器、游戏、计算装置、用来表明一系列复杂的信仰的玉器、音乐(玛雅人乐器有一半多的类型在缅甸和老挝国均有发现)、中国人的扁担和中国人使用的枕头等等。以示对这位伟大的教授的尊敬,我愿意谈得更深入一些。从墨西哥的太平洋海岸到秘鲁中部,如果你误认为身处中国,是可以原谅的,环境如此相似,妇女的服饰如此熟悉,清晨母鸡“咯咯”的声音也如此亲近,人也是那么的相似。

    我认为,早期中国人出现的直接证据在玛雅人活动的地方随处可见。秘鲁就发现了哥伦布之前的中国青铜器,其中的那卡兹(Nazca)太阳神小雕像是以一个中国神像为范本的。狄奥提瓦干(Teotihuacan)—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博物馆,收藏着现代恰帕斯州的恰帕·德·科尔左(Chiapa de Corzo)发现的一些中国奖章(medallions)与中国玉制项圈饰物。雷蒙·曼纳先生(Don Ramon Mena),当时墨西哥的民族博物馆的馆长,说其中一枚奖章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是中国人来到这个地方时带过来的”。(10)位于加利福尼亚湾的墨西哥半岛著名的品塔达洞穴(Cueva Pintada),有人们用箭刺图画和中国人对1054年蟹状星云超新星的记述(参见第一章)。在画的底部的碎片中,发现了烧焦的木头,据碳14测定在1352~1512年之间。

     中国人在玛雅人的地方上停留的进一步证据来自危地马拉。著名的生物学家卡尔·约翰尼桑(Carl Johannessen)和M·福格(M. Fogg)描述,当地居民使用乌骨鸡来实施预言和魔法。(11)这一论述成为一个有力的例证,即不仅母鸡来自中国,而且中国人必定在此停留相当长的时间来教化这一地区的多批居民。

     中国人在中美洲居住的看起来无可争议的证据也来自委内瑞拉海湾西部的群山脚下,这一地区清楚地出现在瓦尔德泽米勒的海图中。我曾从远离海的一端看过这些山,它们那些被雪覆盖的山峰的侧影在落日的辉映下,真是一幅令人难以忘记的美景。居住在这一遥远地区的民族的一些部落,他们的血液里留有中国人的基因。

     在1962年,位于加拉加斯的委内佐兰诺科学调查(Instituto Venezolano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ificas)学院的图里奥·阿兰茨(Tulio Arends)和M·L·加兰告(M. L. Gallengo)博士,报告了他们对美洲大陆的成熟群体按语言群和人种群进行的铁传递蛋白显型(在电场的影响下,悬浮粒子在特殊的蛋白质宏观分子中的移动的研究)分布的电泳研究中的发现。他们把居住在派里哈山脉(Sierra de Perija)山脚下的伊拉帕人(Irapa)、帕劳哈诺人(Paraujano)、马奎塔人(Macoita)的铁传递蛋白进行比较,这些部落是处于灭绝边缘的原始居民。科学家们发现这些民族中的58%的人身上存在着一种移动缓慢的铁传递蛋白,到现在为止,它仅仅发现存在于居住在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的中国人身上。(12)如报告中所说:“这一发现是在南美印地安人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种族联系的附加证据。”周满和洪保船上的大部分船员应该出生在广东,因为那时,就像现在一样,它的港口—九龙、香港和澳门—在中国是最忙的,挤满了船只和卖船的人。现在看来,有可能在周满船上的广东船员里的一部分人和委内瑞拉的妇女生育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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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1 15:40:2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中美洲的定居点 4

     也有中国人到过南美洲的语言学上的证据。帆船在哥伦比亚称作champan,在中国称作舢板;筏子在南美洲称作balsa,在中国称作筏子;圆木筏在巴西称作jangade,在泰米尔语中称作ziangada。直到19世纪晚期,秘鲁的一个山村里的村民仍讲汉语。(13)满山都是证据—船的残骸,血型,建筑,绘画,风俗习惯,语言学,服饰,技术,人工制品,染料,植物和动物在中国和南美洲之间的迁移—到处都是中国对中美洲和南美洲太平洋海岸一带以及内陆的影响。它的影响范围如此之广和深,人们几乎可以称那个时代的南美大陆为“中国美洲”。

     另外还有一个中国人到过墨西哥的无可争议的证据。当我负责英国皇家海军鲸号时,我带它穿过南中国海和菲律宾群岛到达苏比克(Subic)海湾,那儿有着许多装有金银财宝的中国船只沉在海底的传说。我用我的声波定位仪来寻找它们,但可惜的是没有收获。然后我发现在1993年6月9日,一个采珠人在潘达南(Pandanan)—菲律宾西南部的一个小岛—西南的珊瑚湾(Coral Bay,在罗茨地图中标了出来)发现过一艘中国舢板的残骸。船骸已结上一层附着物(附着在水下船底或柱石上的贝属动物)外壳,但是由柚木制成的船体的大部分仍保持完好。在菲律宾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部的负责人埃欧塞比奥·第尚(Eusebio Dizon)博士的指导下,船骸在1995年的春天被挖掘出来,4722件人工制品被带到水面上。这些人工制品鲜明地勾勒出中国、东南亚和美洲之间的贸易状况。

     船体的木头部分经碳14测定,可以确定为公元1410年,和萨卡拉门托的帆船处于同一时期。两艘船的长度和使用的梁相同,船有大约97英尺长、26英尺宽,两艘船的控制器都明显的有铁的机件—在潘达南的那些已经在海床上拍摄下来,在萨卡拉门托的则使用磁力计进行了测量,两艘船都装有平常的且是外来的货物。潘达南船装有几百万颗小玻璃珠子,这般大小的珠子常被中国人用作性辅助工具,这一做法马欢和尼科洛·达·康提在关于东南亚的记载中均已提及(参见第三章),其中做法在今天的菲律宾仍然存在。萨卡拉门托的帆船带着几百万的黑色小种子,其中有些经过临时分析,被认为是仅产于中国东南部的罂粟。如果这一分析可信的话,说明中国人可能进行药品交易。在潘达南发现的舢板也带有“梅塔特斯”(metates—用来磨碎玉米的杵,—这种东西是南美洲独有的,还有看来好像是乔卢拉器皿的容器,乔卢拉器皿是一种产于墨西哥的蛋壳陶。在沉没之前,这艘舢板已在整个东南亚进行了贸易,因为它的货舱里有出自8个不同国家的瓷器,包括越南产的精美瓷器和中国景德镇名窑烧制出的青花瓷器。将这些美丽的瓷片进行修复,可以看出是普通的日用物品,如粘土烧制成的蒸煮罐和盛米、大豆和种子的瓷瓶。还有3个东山(Dongson,今越南)产的青铜鼓和一根青铜刻度秤,那也许是中国水钟—漏壶的补充装置。

     在发掘出的4722件物品中,大约有一千件目前仍待鉴别。一旦它们得到鉴别之后,就可以推想这艘帆船当时的航线。根据已有的材料,可以看出它是顺着北赤道洋流从中美洲返回(和周满当时的航线相同),在潘达南沉没,可能是突然遭遇了暴风雪。由此可见它的毁坏日期一定在1423年9月初,此时接近西南季风的尾声,这段时间有着难以预测的暴风雪。

     揭示出15世纪早期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航行的证据是非常刺激和令人兴奋的,而我所获悉的资料的内涵现在也开始为我所理解。似乎有大量的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中国人不仅和美洲人进行交易,而且在从加利福利亚到秘鲁一带建立了聚居区。他们在欧洲人之前很久就探索了美洲大陆,且看来非常顺利地在东非和澳大利亚以及越过太平洋在美洲建立了聚居区。如果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事实的话,那么历史将要从根本上进行彻底的修正,但是一个退役的皇家海军潜艇艇长将成为开始这一进程的人,这看起来似乎过于冒昧了。虽然我对我已经收集的证据的真实性具有信心,但是想到学术圈中可能会出现的反应我就会在夜里噩梦连连。我断定,从学术界去寻找确定的证据势在必行,因为,虽然迄今为止他们一直在慷慨地帮助我,但我可以想象一些著名的历史教授对一个他们用一生的心血去研究和教学的课题从根本上进行重新解释的反应。

     虽然所有的中文文献都被毁坏了,但我确信必有像《武备志》和马欢的日记一样的某种材料被遗漏了,保存在某处;官方不可能如此彻底地毁坏每种记载、每封信、航程中记载发现事物的每一处记录;一本私人的论文集或是说明,或许它们在某处保存了下来。

     我去的第一处是南京的郑和博物馆。郑和博物馆位于城市的中心,那里过去是围着郑和府邸的私人花园,建筑呈明代早期风格,由竹林、点缀着花儿的如茵绿草环绕着。主要的展览命名为“郑和航海中的历史文物和物品展览会”。最有趣和最重要的文物是36英尺高的方向舵支柱。根据传统的轮船设计标准,一艘装有如此巨大的方向舵的船大约有四百英尺长。我在该博物馆发现的最能够引起我的兴趣的物品是郑和的钟,它与在路阿普可海滩发现的非常相似,还有极不寻常的脚爪形锚,和那些在澳大利亚发现的也非常相像。

     这些发现物,虽然有趣,却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之后我写信给加利福尼亚的那些大学中研究中国或是亚洲的系里的教授,他们对中世纪中国的研究世界闻名;写信给牛津和剑桥的有关教授,给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型图书馆里的图书管理员们,询问他们的收藏中是否包括不为外界所知的明朝早期书籍。

     在大量友好但否定的答复之后,我最终还是很幸运。英国剑桥大学东亚收藏室的馆员查尔斯·哀尔默(Charles Aylmer)教授,告知我有一本世间惟一的书:《异域图志》—对于陌生国家的有插图的记录—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中国人所知的人们和地方的汇编。这本书的封面已经没有了,因此作者当然是不知道了,但是可以相信是明朝皇子宁献王朱权所写,印刷于1430年前后大约一年内。它是19世纪晚期魏德教授捐给剑桥大学的珍藏品的一部分,魏德教授在中国度过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剑桥大学研究中国的第一位教授。剑桥的本子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哀尔默教授和其他博学的汉学家绝对相信这本书的出处和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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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1 15:41:14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部分:周满的远航中美洲的定居点 5

     我匆忙赶到剑桥。虽然这本书本身已是非常残破,但哀尔默(Charles Aylmer)教授已经安排人将它拍摄成缩微胶片,使它的98页纸张上的内容都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来。书中有中世纪中国的大约八千个人物和132幅由不同画家所绘的插图,有的非常传神,有限的几笔就抓住了人物的主要神态。书中有植物、动物和来自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们。这是一个中国对1430年的世界和世界上人物的认知的非常简练和有说服力的例证——因此该书有此书名。中国人仅将他们所发现的奇异的事物合并起来,因此书中很少有中国自己的事情,而是在插图中突出地显示了世界各地的主要宗教。有到麦加(Mecca)朝圣的身着长袍的穆斯林;印度教的三位一体神:有着4条手臂的世界创造者和最高主宰梵天(Lord Brahma)、宇宙的维护者和保护者毗湿奴神①、世界的毁灭者湿婆神②;加那希(Ganesh),象神;一幅极其生动的群猴围绕着猴神跳舞的图,是印度猴神;佛祖被绘成在圣树下沉思并朝着圣山朝拜。画家把印度锡克教徒画成戴着穆斯林的头巾,威尼斯人戴着与众不同的帽子,穿着长靴和飘扬的斗篷,但是所有这一切中最逼真的是动物:一匹喂得很好的斑马,有着多脂的、滚圆的腹部;非洲大象和狮子;印度孔雀和老虎,所有这些都以精湛的技术用简练的线条描绘出来的。有东南亚和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鹿的图画,画中还有使用不同的武器—蒙古人使用的双头弓和西亚人使用的长弓在追捕它们的猎人。还有仅生长在美洲的生物的图片:羊驼,一只在地面上慢走寻找蚂蚁的犰狳③,一只腹部松弛的美洲虎,抽古柯④的人,裸露着身体的巴塔哥尼亚的人,长着狗头的磨齿兽(mylodon),“是在距中国西边两年零九个月的路程处发现的”。(14)

     有两件事物使我特别惊讶。第一件是重点放在来自遥远北方的人们身上。有戴着用毛皮做成的头巾拿着鱼叉的爱斯基摩人(Eskimos)和一大群跳舞的哥萨克人(Cossack)。在那时,莫斯科(Moscow)是俄国(Russia)最主要的公国,但是它还没有开始越过亚洲向东方扩张它的领土。可以想象,中国人在阿留申群岛上看见了爱斯基摩人,但是没有看到哥萨克人。虽然没有中国人通过陆路到达俄国(Muscovy)探险的那个时代的任何记录,然而不知何故中国人已经到达某个莫斯科公国(Muscovite)的港口,这是目前只得搁置一边的另一个神秘的问题。

     第二个令人惊奇的方面是,对澳大利亚的关注是多么地少;我仅仅可以推测那是因为到了1430年,澳大利亚不再被认为是一个“陌生的国度”。到15世纪为止,已经有很多对帆船船队从中国航行到澳大利亚的描述,每艘船都载有好几百人去。总而言之,“焦侥国(Chui Hiao)的广阔南疆”的北海岸被描述成距中国30000里(大约12000英里),且位于南部温和地区,那儿的季节和北半球的完全相反。(15)该地居住着一种矮小(身高仅1米)的黑人,澳大利亚的人类学家罗曼·B·汀代尔(Norman B. Tyndale)将其识别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他们生活在北昆士兰州凯恩斯(Cairns)的山区。(16)

    2002年3月,我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所做的报告被澳大利亚现场直播,然后电视局9频道邀请我参加一个现场访谈,众多的澳大利亚知名教授参加了这次访谈。郑和船队已经到过澳大利亚这一事实对他们来说没有争议,随之,我被持同样观点的几本书所提及。如果我的理论似乎要被澳大利亚广泛接受,那么这一理论在中国是正确的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汪涛博士,友好地向我介绍了南京魏教授的遗孀。魏教授毕生的成果是对郑和航海的研究,特别是他的船队发现美洲的研究。他原打算出版一本书,书名为《中国对美洲的发现》,但是,他不幸地去世了。虽然魏教授的著作现在才要译成英文(或是在中国出版),但是此书在中国的学术界已有很高的知名度。我的书中所提到的事实没有引起任何特别的惊讶。     我开始想知道为什么美洲和欧洲的史学家们长期以来极力说服世人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库克发现了澳大利亚。是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在哥伦布之前就航行到了美洲了吗?我决定去弄清真相。使我惊奇的是,我发现有一千多本书提供了众多的证据,说在哥伦布之前中国人航行到了美洲,这类著作甚至已经被总结成一个两卷的书目。(17)就像乔治·弗·卡特(George F. Carter)教授(他是研究美洲母鸡的专家,写有几本关于早期中国人的航海方面比较权威的书)所说:“关于中国人在美国印地安人文明中的影响,有非常多且深入的证据,这打动了广大的汉学家和亚洲艺术史家。表面上看来,研究美国问题的人不知道中国的相关著作,这些著作中不仅提出中国人发现了美洲而且提到中国人已经在美洲定居了。”(18)卡特教授的用词老练之极,就像他所暗示的,可能那些学者不知道这个证据;可能他们选择忽略它,大概因为它与那些已经被接受的知识相矛盾,而有相当多的职业以那些知识为基础。具有相当开阔思维的学者们将会再次审视这一史实。当谈及发现这些“新世界”的年代和是谁最先探索并将它们绘制成图这些问题时,中国人在1421~1423年间实际上已探索了整个世界这一论题,也许这会成为与传统看法分离的一个根本的出发点,但是我相信一定存在着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我在天文导航术方面所接受的训练也使我能够去发现进一步的证据,除非他是一个天文学家,没有其他学者能够做到这一点。无论要承受多重的打击,我自信这一论点可以经受得住考验。为了进一步证明,我将注意力转向周闻将军和他所率领的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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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1 15:42:18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撒旦之岛 1

     永乐十九年九月(公元1421年10月),当洪保和周满的舰队由加勒比海的出口向西南,朝南美洲海岸航行时,他们已经偏离了周闻率领的旗舰,而后者正沿着赤道洋流的北支向西北航行。我已经知道这个舰队后来想必抵达了与北京同一纬度的亚述尔群岛,因为早在欧洲人发现之前,亚述尔群岛已经出现在《疆理图》上了。我现在要做的是探究周闻在两次登陆期间是从何处航行的。

     当周闻的旗舰抵达佛得角群岛的时候,他已经穿越了大半个地球。他想必知道了神奇的扶桑之地就在他的西面。在伟大的地图学家朱思本时代(公元1273~1337年),中国已经对太平洋大西洋之间的距离做出了准确的估计,但是扶桑会在西面多远的地方?这取决于周闻对已经航行的距离的估计。疆理图显示,由于洋流的影响,这个中国舰队对他们航行的非洲“突出部分”少估计了2000英里。当他在佛得角群岛的圣安唐岛(Santo Ant媜)抛锚的时候,周闻可能猜想扶桑可能在西面4000英里开外,而不是2000英里,但是这一距离仍然在舰队航程的范围之内,途中无须补充供给。

     在赤道以北,大西洋是一个椭圆型风和洋流系统终年日复一日地依顺时针方向旋转。英国舰队的海军上将告诉航海者如何利用这些风和洋流:“从马得拉群岛航行,最好的航线是,从佛得角海域西面,在看得见群岛的距离上航行……再从佛得角取直线(向加勒比海航行)……然后……赤道以北的洋流和赤道以南的洋流汇聚,形成一个宽阔的洋流带向西流,平均速度达两海里/小时。”(1)他们带着水手从佛得角群岛向西驶向加勒比海,然后向西北,朝佛罗里达行驶,在洋流迫使其朝向顺时针之前北上美洲海岸,在那里洋流变成墨西哥暖流,载着水手穿越大西洋带向葡萄牙以西1000英里的亚述尔群岛。然后向南转弯,再回到佛得角群岛。已配备足够供给的船长可以扬帆离岛并在暂停行程里无所事事。倘若他的船不被风暴倾覆,他的航程会在他起航的地方最终停下来。这种事在北大西洋常常发生。

    从佛得角西行的洋流在迫近与多米尼加群岛同纬度的加勒比海的时候,达到它的高潮。结果导致一批又一批的探险家—第二次远航的哥伦布、16世纪初期的西班牙探险家罗德里奥·德·巴斯梯达(Rodrigo de Bastida)和胡安·德·拉科萨(Juan de la Cosa)以及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法舰队—都曾经通过多米尼加和瓜德鲁普之间的通道进入加勒比海。如果获得了水果和饮用水的补给,这些中国人可能在10月从佛得角群岛出发并应该在11月初进入了加勒比海。我相信这事有80%的可能性。

     周闻将军的舰队穿过加勒比海的航行轨迹应该合乎逻辑地与哥伦布的航线完全相同,因为风和潮汐从那一天到现在都是保持不变的。中国人发现了什么,哥伦布在70年后就应该是重新发现了什么。通过考察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的笔记,我应该能够重构哥伦布最可能的航行线路。如果这些中国人在他们穿过北大西洋的航线上发现了任何群岛或陆地,我料想这些发现会在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他们回到中国以后在海图上记录下来。正如我已经对南美和澳洲所做的,我现在开始查找一个海图,就像皮瑞·雷斯和让·罗茨地图的出现一样,描述欧洲人未曾发现的大陆。

     在那个时代,威尼斯是弗拉·毛罗的基地,为葡萄牙政府工作的威尼斯地图学家领导着西方的地图制造业。如我所料,威尼斯人和卡塔兰(Catalan)地图(加泰罗尼亚为阿拉贡〔Aragon〕王国的一部分;而加泰罗尼亚人都是可畏的航海家)绘制于1423年以前,但是地图就西大西洋部分没有透露任何新东西。而成图于1424年并署有威尼斯地图学家祖阿尼·匹兹加诺名字的另一幅地图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匹兹加诺海图大约在70年以前被重新发现并于1950年代初被卖给了明尼苏达大学的詹姆士·福特·贝尔(James Ford Bell)图书馆。它的出处和真实性从未受到质疑,优秀的历史学家写的好几本书都谈到了它。

         1424年的这张海图是地理学史上具有极重要价值的文献。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毫无疑问它是托马斯菲利普先生在19世纪前75年来收集的独一无二的收藏中珍贵的(即使不是最珍贵的)宝藏。这一海图的重要性蕴涵于这样一个我们以前全不知道的事实:它第一次标示了大西洋西部被称为 Saya, Satanazes, Antilia 和Ymana的四个岛屿。有很多好的例证足资以做结论:Antilia 四个岛屿在1424年海图中第一次被标示应该可以看作是美洲大陆最早的地图学的标示。(2)

            这确实是很高的评价。我对这个海图做了细致的研究。(参见引言)它与同时代的作品截然不同。它不是像早先的海图那样以地中海为中心,而是穿过大西洋,向西眺望两个大岛屿,到那时仍不为欧洲人所知的Antilia 和 Satanazes 被描绘出来。另两个较小的岛屿也得到标示:Saya,一个在Satanazes 岛以南的岛屿和Antilia岛以北球形的Ymana岛。同时代的其他记录将这些岛屿放在加那利群岛以西“700大里格”的地方。(3)它们本该把这些岛屿放到巴哈马附近,但是那里没有描绘大的岛屿。这些岛是虚构的吗?其他的海图绘制者清楚地相信它们是真实的,因为这些群岛后来被标示在至少19张15世纪的地图和两个地球仪上,所有这些都在哥伦布远航前被绘制成了。(参见第十七章)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后来的地图学家们将这些岛画得越来越靠向西南,直到荷属安德列群岛(Netherlands Antilles)才停住。

     航海图上的葡萄牙语名词使我认为它们是葡萄牙地图学家的原创。而皮瑞·雷斯和让·罗茨 航海图上也以葡萄牙语标示地名,但是他们应该不会是南极洲、巴塔哥尼亚或大洋洲的发现者。里斯本的东波塔档案馆(Torre do Tombo)的葡萄牙国家档案馆所藏中的葡文记录毫不含糊地说,航海家亨利在接到一份相同且稍后的航海图(我们在第四章中探讨了1428年的世界地图)以后,派遣轻快帆船去探寻 Antilia 岛。(4)还有,1424年时,葡萄牙人根本没有能力去如此精确地勘测这些岛屿—因为在当时地图学的 Antilia 还是个令人惊讶的事物。我认为那只能是中国人。但是我需要进一步的证据,这是一问题。我又一次发现揭开这一谜底的最好途径是走地图学家们曾经走过的路。当我们在海军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巴伦支海拍摄军事设施以消磨时间。我们的部分训练科目是潜望摄影和在相近海拔构建航海图的模糊技术。当我站在一艘中世纪的船的甲板上,与绘制匹兹加诺海图的地图学家大致相同高度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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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1 15:43:3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撒旦之岛 2

     当周闻的船队迫近加勒比海的时候,他们可能警惕地迟疑了两天以简短地观察陆地。云、风、天气和海鸟的类型都会变化,最后,在群岛变得清晰前的几个小时,全体船员可能开始去试探潮湿植物的柔软轻薄的气息。由于哥伦布是在一个星期天进入多米尼加海峡(Dominica Passage)的,因此他便把海峡南方的岛屿以西班牙语中的“主日”(dominigo)命名;而按照他的旗舰的名字玛丽·格兰特(Marie·Galante)的名字为以北的岛命名为玛丽·格兰特岛。他首次登上玛丽·格兰特岛却所获寥寥。被洋流向北推移,次日在一个岛登陆。他将那个岛命名为瓜德鲁普(Guadeloupe)以纪念他访问过的西班牙的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 的同名的修道院。如果那些修士知道这事,肯定会反对他选择这个名字来命名,因为岛上的原住民是加勒比的食人部落。记录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的编年史家切昂卡(Chanca)博士,记载哥伦布的船员踏过柔软的沙滩,进入可可树林。在那里他们发现“约三十所房子,以枝条和大苇草编织在一起的木料或杆子建成,遮以棕榈叶,像是方形的乡下小屋……他们用西葫芦做菜……还有,哦!好恐怖!用颅骨来做饮水的容器”。(5)只有妇女留在村子里;当地男人看到哥伦布的船队开过来,都惊恐地逃到山上去了。

    死尸把哥伦布的人吓呆了。“肢解的尸体挂在房子里好像是用作储备食物的;一个年轻人的头刚刚从还在流血的死尸上砍下来,而这个尸体的其他部分正在和美味的鹅肉和鹦鹉肉一起在火上烧烤。”(6)当地人用的箭头是用人骨做的。同时:

         当他们袭击邻近岛屿时,尽可能多地抢女人,尤其是那些年轻漂亮的女人,用她们做情妇—他们吃她们为他们所生的孩子—那些幸存下来的敌方的男性被带到他们的房子,用来制作人肉宴会。而那些被杀死的人则立刻被吃掉。他们说男人肉是多么好吃,世界上没有什么像男人肉这么美味……在一所房子里我们发现一个男人的脖子在锅里被煎熬。当他们抓住任何男孩俘虏时,他们都将他们阉割了,役使他们直到他们长大成人,然后当他们将要举办宴会的时候,就把这些人杀死吃掉,因为他们说男孩和女人的肉好吃。这些人中有3个男孩溜到我们这边来,所以被杀。(7)

         另一位同时代的作者提到,这是“他们的惯常做法,他们阉割男孩和年青的奴隶,喂肥他们就像阉公鸡一样”。(8)

     在15世纪的人看来,哥伦布遇到的食人者轻易被看作是魔鬼干的事情。这可以说明撒旦一名—撒旦之岛的来历吗?这是中国人所发现的地方吗?瓜德鲁普就是出现在匹兹加诺航海图上的撒旦之岛吗?如果是这样,像70年后的哥伦布一样,中国人想必也从东南方向乘盛行风和洋流靠近过该岛。

     我将注意力转向匹兹加诺航海图上标示的位于撒旦岛东南的Saya 岛。我可以生动地想象中国人靠近该岛时的景象,因为我指挥皇家海军鲸号(HMS Rorqual)潜艇在加勒比海呆过一段时间,我游览并拍摄了很多岛屿。多数情况下,那些山看上去是黑色的,被绿色的丛林环绕。暴雨说来就来,铺天盖地。海鸟常常在大雨到来之前飞翔环聚,尖叫声预示着雨的来临。

     我一参考现代地图就看到匹兹加诺地图上的Saya岛与勒桑特斯(Les Saintes)诸岛相对应。它们具有大致相同的形状且位于与瓜德鲁普相联系的同一位置,正如Saya岛相对于Satanaze 一样。我认为Saya岛确实就是勒桑特斯诸岛,而Satanaze岛就是瓜德鲁普岛。基于我对他们航程和速度的结论,我认为中国人曾经于1421年11月到过该岛。如果考虑勒桑特斯群岛的最高峰(大约一千英尺)和站在中国船甲板上的水手的视线高度。我估计他们在多米尼加海峡时就从25英里开外看到了这个岛。从那个位置,他们应该也看到了在他们以北10英里的玛丽·格兰特高地岛和他们以南10英里的多米尼加山地,但是它们均未出现在航海图上。我的明显的推论认为他们是在没有月亮的黑夜通过多米尼加海峡的。当我查阅记录,我发现那月的新月是在1421年11月25日。所以我以为他们可能在1421年11月26日大约凌晨从东南方向靠近勒桑特斯群岛。

    勒桑特斯(Les Saintes) 群岛是由两个大岛巴斯岛(Terre de Basse)①和奥岛(Terre de Haut)②和3个较小的岛:南部的拉科谢(La Coche)和大岛(Grand Ilet),北部的卡布里(Ilet a Cabrit)组成。两个大岛远高于三个小岛,如果从东南方向靠近,较低的大岛(Grand Ilet)和拉科谢(La Coche)在背景衬托下显得很高,像一块大的陆地。从它南面的海岸看上去像一个大岛,正如匹兹加诺航海图上所画的那样。知道了他们观察岛屿的高度—一艘货船甲板的高度——我就可以在Saya 岛在航海图上的位置2英里内做一个估算。

     中国人从这个方位别的还看到了什么?70年后哥伦布在同一个点上所看到:“黎明揭开一幅最浪漫的图景。一个火山山峰高高耸立,瀑布沿着山坡飞流直下,如水从天降。色彩艳丽的鹦鹉喧闹地飞翔,其他美丽的热带鸟在岛屿间飞来飞去,岛上的风充满了芬芳的气息。”(9)所谓“火山山峰”是指瓜德鲁普岛上的拉苏富里耶勒(La Souffriere), 在西北18英里的地方。拉苏富里耶勒在内陆,它的山峰常常被云彩和雨覆盖,7条河从它的东坡流下来,其中最壮观的是120米的卡鲁克拉(Karukera)瀑布。中国船队很可能在海上停留了至少3个星期。我相信他们不会浪费汲取饮用水的机会。他们想必改变航向而朝瀑布驶去了。

     我转而注意匹兹加诺航海图上标示的地名Con和Ymana。我起初试图请教一位纵横字谜专家来解决这些名词的谜团,他将Con构拟为贝壳(shell)、圆锥形山或火山—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解释,但是没有多大帮助。后来,效力于葡萄牙驻伦敦大使馆的中世纪葡萄牙语专家若昂·卡米罗·多斯桑托斯(Jo媜 Camilo Dos Santos)教授为我翻译这些名词,译作“一座火山”(Con)“在那里喷发”(Ymana)。这一描述具有重要意义。将匹兹加诺航海图上这些名词的位置重新定位到现代地图的相应位置上,径直将它们放到了拉苏富里耶勒(La Souffriere)火山、拉西腾纳(La Citerne)火山和勒埃谢勒(L’Echele)火山上方。这些火山在1421年爆发了吗?史密森学会证实这3座火山在1400年和1440年之间爆发了两次,经过放射性碳测定,无法确定更准确的时间。(10)这些火山在以后的250年再没有爆发过,加勒比海其他火山在整个15世纪也没有爆发。(11)因为匹兹加诺航海图只能记录了南部瓜德鲁普岛上火山的一次爆发,我就掌握了第一手的证据证明,在哥伦布到来的68年以前,至迟不晚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有一个地图学家就曾经来到过加勒比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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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1 15:44:4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撒旦之岛 3

     航海图上有一些不规则之处,但是只要沿着当年船队想必经过的航线回溯,这些不规则之处完全可以轻易地解释。当中国船队掉转船头朝瓜德鲁普的瀑布航行的时候,那么他们一定会越来越向勒桑特斯群岛靠近,尽管当时洋流将他们向西推进。当他们经过勒桑特斯群岛的东北角时,那位制图师在早晨背对着阳光,在一英里半以外的地方将拜埃·杜·马里果特(Baie du Marigot)画下来了。因为这个海湾是如此之近如此明亮,它的规格在匹兹加诺航海图上画得有点夸张。当船队靠近陆地,制图师在Saya 岛北岸又画了两个海湾。第三是潘·苏杜苏克勒关口(Passe du Pain du Sucre) 被画在7英里外的地方,比第一次画的远得多,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中午,(假设他们穿过这一水域的速度是4.8海里/小时)所以阳光已经照在制图师的眼睛上,太阳位置的作用加上远距离观测,导致第三个海湾比本来的规格画得小了许多。为了检验我的结论的精确,我将航海图和我自己航海画的图展示给皇家地理学会的一位专家看,他和我一样,是职业航海家。他也确信Saya就是勒桑特斯;它画得很精确,应该是从东南方向靠近时在海平面观察的结果。

     在计算了制图师描绘勒桑特斯群岛的那一天的时间以后,我就可以有把握地估计船队到中午时在南瓜德鲁普岛的大海湾(Baie de Grande Anse)登陆了。可以想象他们在白色、粉色和蓝色芙蓉花兰花竞相开放的背景之下补充饮用水的情景—“岛上的风充满了芬芳的气息”—那里有木薯、胡椒和丝兰可供采摘。大海是个鱼类的万花筒,螃蟹在裸露的珊瑚上晒太阳,小龙虾也非常多。我可以生动地想象水手们在宴会开始前在甲板上欢呼雀跃,他们洗衣服,将水果装满船。在海上漂流了近一个月之后,在温暖的水里游泳该会是多么畅快呀!当我指挥皇家海军鲸号潜艇(HMS Rorqual)在一个有人居住的海湾抛锚时就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派遣水手乘我们携带的充气橡皮艇到岸上,那总是受欢迎的美差—在海里游泳,然后享用朗姆酒配上烤龙虾。

     在加勒比海东部,陆地在傍晚降温以后,海面吹来阵阵微风。中国人在暴露的大西洋海岸登陆以后,可能找到掩蔽的停泊处过夜。朝东海岸航行两个小时,他们想必进入了圣玛丽湾(Baie de Sainte)南部两个珊瑚岛之间僻静的停泊处。我的推论是:中国人登陆、取水并停泊的地方与70年后哥伦布发现的地方、法国和英国的舰队在几个世纪后到达的地方刚好是同一个地点。乍一看,这好像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观点,这么多国家的船队在几个世纪里到远在数千里之遥的加勒比海,怎么会停泊在同一个地点?他们确实这么做了,因为他们都同样只能受制于自然力量。

     朝顺时针方向流动的洋流和季风将周闻的舰队从北纬18°,赤道洋流会聚地佛得角群岛推到多米尼加海峡。当他们进入加勒比海,被瓜德鲁普岛的拉苏富里耶勒火山的“水从天降”的壮丽瀑布景色所吸引。在大西洋海岸加过水以后,舰队需要找掩蔽处来过夜。他们停泊的地方是距离瀑布最近的可供栖身的海湾。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这个看似天堂的地方竟然是“撒旦之岛”—撒旦岛,居住着加勒比食人部落。瓜德鲁普是加勒比人主要的窠穴。即使在游泳的时候,他们也是捕猎人类的高手。我在不列颠图书馆花一天时间熟读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的日记,日记有关加勒比人攻击他们舰队的记录:“这些加勒比人在水中也能战斗,就像他们在独木舟里时一样……结果有西班牙人死了。”在一个西班牙水手被杀死以后,哥伦布进行报复。一个加勒比人的腹部被划开了。根据西班牙文的记录,内脏漂在水上,但那个受伤的加勒比人用一只手把内脏塞到肚子里,另一只手还在箭头上点火。(12)

     看到这令人毛骨耸然的记述,我决定将工作暂停一天。但是那天傍晚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到,如果中国人在那个岛上登陆,应该也会像哥伦布一样受到加勒比人的攻击。会不会有关于那次登陆的记录或遗物留下来。当我回到不列颠图书馆重新翻阅哥伦布第二次航海的日志的时候,又有别的特别的发现,如下一段记录:

          在一所房子里他们发现一件类似铁碗的东西……但这在野蛮人中是新奇的)—一艘船的船尾的柱子。这肯定是从哪个文明国家漂洋过海而来的。可能这是圣玛丽娅(Santa Maria)号残骸的一部分。现在它们都立在一堆人骨—可能是多次血腥宴会的残留吧?(13)

         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上,甚至在中美洲也没发现铁器。岛民们用挖空的树干做船,他们从不用它们做设计复杂的船尾柱。船尾柱从公元5世纪开始在中国使用;到14世纪时尚未在欧洲出现。哥伦布的圣玛丽娅(Santa Maria)号在海地北岸失事,在瓜德鲁普岛西北很远的地方,海湾的急流也会将残骸的漂浮物带向相反方向,西北方向的新西兰。我很怀疑那个船尾柱来自中国船, 而那个铁碗是那些中国人带来的。

     中国人可能是将它们抛到海里,以逃脱加勒比人的攻击,就像哥伦布逃跑时一样。到了离岸5公里的安全的开阔水域以后,他们可能从瓜德鲁普南端绕行,在风起之前,驶向他们曾经画过海图的西海岸,维克斯·哈比腾(Vieux Habitants)岛的“小船之湾”(Bay of Anse de la Barque)和“德沙伊”(Bay of Deshaies)湾。到第二天晚间时,他们可能驶入那个海湾,就是今天的“大死巷”(Le Grand cul de sac Marin)湾,制图师从那个角度画下了他能看到的瓜德鲁普的东岛“大地”(Grand Terre)。它是个地势低平的岛,近岸高不过50米,最高处也不超过100米。但是这个时段可能是黄昏之后,而“大地”(Grand Terre)岛可能显现在薄雾笼罩的朦胧之中,制图师可能没怎么看清它,所以没有画好它。中国人又一次赶在季风和洋流之前扬帆起航,朝西北方向穿过加勒比海,可能驶向了北纬39°53′,就是今天新泽西州的亚特兰大城,也就是北京的纬度,中国船队会选择的另一个明显的参考点。

    当制图师从海平面看到勒桑特斯岛的时候,已经画下了它,并将它置于相对于瓜德鲁普的西岛“下地岛”的准确位置。他已经准确地绘出了“下地岛”和“大死巷”岛的东、南、西海岸,把海湾和河流置于其准确的位置,并描绘了勒苏富里耶勒火山和它的喷发。同时发现另一个火山正在喷发的岛和南部相同形状的群岛和北部海湾的机会为零;毫无疑问,撒旦岛就是瓜德鲁普岛,Saya 岛就是勒桑特斯岛。知道了“下地岛”的真实大小,我就能将撒旦岛的大小调整到相应的尺寸。由于匹兹加诺航海图给出了安的列亚(Antilia) 岛相对于撒旦岛的尺寸和方向,我也就能够计算它的真实的尺寸和方向。匹兹加诺航海图也标出了撒旦岛和安的列亚岛的相对位置和它们之间的距离。为了寻找安的列亚岛,我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查找一个135公里长,50公里宽,东西走向,位于瓜德鲁普群岛西北约六百公里且在季风和洋流经过处的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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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1 15:45:40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撒旦之岛 4

     我求助于现代地图看是否能够发现与安的列亚相对应的岛。地图显示波多黎各恰好在那个位置上,它有正确的走向和规模且正在季风和洋流的通道上。季风和洋流可能席卷了离开“下地岛”的中国船队。

     我比较了匹兹加诺航海图上的安的列亚岛和波多黎各岛的形状,非常吻合,我至今仍然记得得到这个重大的突破沉浸在兴奋和快乐之中,我在夜里走到街上去找点喝的来庆祝胜利。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不列颠图书馆。我担心是不是疲惫和兴奋使我误读了那个证据。但是经过比较大号的波多黎各现代地图和匹兹加诺航海图上的安的列亚,所有残留的疑虑都消失了。它们有很多惊人的相同点,尤其是瓜亚尼拉湾(Guayanilla)、圣胡安(San Juan)和玛亚圭兹湾(Mayaguez)的形状。除了东南角,安的列亚岛和它的海港与波多黎各岛契合得像戴手套。制图师的水平惊人,超过了葡萄牙人在1424年可能达到的程度。

     但是被夸张的东南角轻易地得到了解释。离开瓜德鲁普以后,季风和洋流可能迫使中国船队向西北漂移—后来哥伦布所走的相同路线—到了波多黎各以东一百多公里的地点。在那里,他们可能看到了东海岸附近的险恶的砧骨形埃勒·云格(El Yunque)火山,就转而朝那里去取水。就像在航行途中考察岛屿时多次做的那样,这群中国人可能分成了两路,一路向其北侧,另一路则驶向其南侧以同时绘制两个海岸。如果他们在夜里看到了火山,如果他们以平均4.8海里/小时的速度航行,那么他们就可能在夜里经过了维格斯(Vieques Island)岛的南面。在黑夜他们可能看不清维格斯岛是个独立的岛,就把它绘成了安的列亚岛(Antilia)大陆的一部分。(14)匹兹加诺航海图也以名词“乌拉”(ura) —飓风—记录了波多黎各岛东岸的邻近地区,明显地暗示周闻的舰队在驶离该岛时被飓风猛击。周闻可能是出于谨慎而在暴风雨来临之前起航,而很少有船可能在避风港里找到锚地。这个情况与航海图所绘波多黎各南、西、北面港口惊人准确是一致的。绘制于哥伦布出生前。

     遭风暴袭击的中国舰队已经完成了他们对波多黎各岛的考察。我能想象那支船队在飓风结束后重展大帆并从波多黎各扬帆向北京的纬度进发。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在那个纬度上一定会有他们航行的证据。我相信中国人曾经航行到北大西洋,因为郑和在他第六次史诗般的航行以后在南中国的刘家港树立的石碑中说:“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固远矣。”(15)在中国人看来,所谓“迤北之国”和“西域之西”无非是指北美洲的大西洋海岸。但是,我的问题是中国官方把宝船队的所有记录都毁了,我不得不又一次求助于地图以寻找线索,而北半球的航海图早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就有了。我必须找到一个匹兹加诺航海图的配对物。

     一幅众所周知的坎提诺世界地图进入我的视野。我在研究周满访问美洲问题期间,从意大利摩德纳(Modena)①埃斯腾斯(Estense)图书馆找出了这个非凡的航海图。它是由一个匿名的葡萄牙制图师绘制并被费拉拉的埃尔科里·德·埃斯特(Ercoli d’Este of Ferrara)公爵的代理人阿尔贝托·坎提诺(Alberto Cantino)阴谋攫取。坎提诺航海图的真实性从未受到过怀疑,而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获取它的时间是1502年10月。中国舰队必须在季风和洋流到来之前起航;离开波多黎各以后他们可能被刮向西北方,到了“西班牙”和古巴,然后穿过加勒比海到了佛罗里达海岸。坎提诺航海图的确反映了这一点,因为它标示了“西班牙”岛和古巴和加勒比海、佛罗里达海域很多其他的岛屿。但是尽管此图在描绘非洲海岸和印度洋及其群岛时反映出非凡的准确性,但一眼即可看出它在描绘加勒比海域时所表现的缺憾。很多岛屿与实际的尺寸和形状似乎没有什么关联。我对于图中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错误而困惑。

     我努力使之在相当多的时间变得有意义。然后,几乎在那一刻,我想到了答案。1421年的海平面是要比现在低的。全球气候变暖使极地冰层融化,缓慢而无情地抬升着海平面。英国比尔肯海德(Birkenhead)的“骄人”(Proudman)海洋实验室的最精确估计是海平面在过去的100年中每年上升约1~2毫米。其他著名的海洋学者则估计得稍高一些,认为平均每年提高四毫米。可以有把握地说,在1421年迄今差不多六百年中海平面已经抬升了4~8公尺。简单一点,我假定所有的升高为6公尺,即估测范围的一半。

    英国海军部的加勒比海航海图(16)使我能够看清这一地区的新图全景。今天已被淹没的大片地区在1421年想必还在海平面以上,带有岩石和暗礁看起来像刺破水面和浅滩。从安德鲁斯岛(Anderos Island)向古巴延伸的巴哈马大堤的岸线与暗礁,直至北回归线在1421年时可能都在海平面以上,今天的现代航海图上标以“几乎无覆盖”大量沙脊,(17)可能也在水面以上。在中国制图师看来,从古巴北海岸中部的卡约·瓜哈巴(Cayo Guajava)直到迈阿密(Miami)纬度的所有的岛都可能表现为一个庞大的低平的岛屿,即古巴的一个延伸部分。

     盛行季风和洋流可能迫使舰队沿着古巴的东北海岸,一直向北驶向安德鲁斯岛(Andros Island)的东面,直到大巴哈马(Grand Bahama)。(安德鲁斯岛是一个潜艇乐于光顾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一个延伸到海岸东部的深水海沟。我们的数千吨的核潜艇沿着海沟以每小时40英里/小时的速度急驰,以检测其在深水中急速行驶时的静音。然后我们会浮出水面休息,在安德鲁斯岛海滩的棕榈树下喝巴卡第(Bacardi)。如果中国舰队在黑夜经过了通道,他们就不可能看见任何朝西的缺口而只能画坎提诺航海图上出现的东西。当我调整现代的航海图以表现海平面以下180公分的等深线时,加勒比海群岛之间很多浅的礁湖都变成了干的陆地,而当我将调整后的海图叠加到坎提诺图上的时候,很明显,加勒比海的准确绘制令人难以置信。就如同它在6个世纪之前出现在所经过的水手前时一模一样。又一次证明它是一幅非凡的绘图学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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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1 15:46:1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撒旦之岛 5

     现在我必须直面的问题是这幅图的绘制是不是由哥伦布做的事,他在1492年到过加勒比海,那是在坎提诺航海图被获取以前10年。很多有学问的学者对于哥伦布在加勒比海第一次登陆的地点的解释小有分歧。究竟是在古巴海岸,在萨马拿沙洲(Samana Cay)或猫岛(Cat Island),意见不一。哥伦布是个才智贫乏的制图师,第一次远航时他对纬度的计算差了20°——他以为他在新苏格兰(Nova Scotia)的什么地方—他的经度也错算了1000英里。即使哥伦布的船上有一个秘密的更好的应该能在所有四次远航过程中精确绘出坎提诺航海图上出现的加勒比海群岛的制图师,但是坎提诺航海图还有数万平方英里的海洋和群岛,直到此图绘成20年以后,无论是哥伦布还是其他欧洲航海家都没有到达过。我的结论是,这幅海图不可能是哥伦布任何一次航海的产物。

     它会是哪个不知名的葡萄牙或西班牙探险家绘制的吗?我们必须考察皮瑞·雷斯航海图和坎提诺航海图所涵盖的所有陆地的图。到1501年,当原始航海图从哥伦布的水手那里获取时,皮瑞·雷斯图的作者已经准确描绘南美洲和南极洲。到1502年,坎提诺正在显示非洲、印度洋和加勒比海。为了使坎提诺航海图和皮瑞·雷斯航海图达到显著的准确性和丰富的细节,只是为考察印度洋便至少要求30条船,更不用说南美洲、南极洲和非洲了。无论是葡萄牙人还是西班牙人都不可能派遣如此众多而庞大的舰队同时去世界不同的部分。只有中国有这么多的船只、资源和专业技术去做这样的事情。中国宝船上的制图师应该就是这些非凡航海图的原创者。

     通过考察坎提诺航海图标示的加勒比群岛,我可以重构绘制航海图的制图师们所经过的通道。为了描绘群岛,他们必须观察两边的海岸,而且总是在季风和洋流到来前起航,平底船没有机会转回来再走第二遍。为了观察一个岛的两个岸,至少要求助于两条船,一条观察一面。绘图的方法,连同盛行风和洋流使我相信绘制加勒比的海图至少需要5个舰队的船。根据我最确切的估计,可能至少有10~20条船驶过加勒比海以便一次性搜集大量的信息。推想他们在互相看得见的范围内,以平均4.8海里/小时的速度航行,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他们可能每天描绘15000平方英里,可能在4~6个星期内获得了需要的信息。

     很多群岛是很低平的。为了准确地表现它们,每条船可能在方圆十几英里的范围内考察,使自己暴露在可怖的危险之中。为了从古巴穿越大巴哈马岸堤到安德鲁斯岛东部,然后进入别利群岛(Berry Islands,均见于坎提诺海图),船队想必经常经过,而且还是在夜里,英国海军司令部航海图所谓“无数的沙脊几乎未被覆盖”和“无数的石头”的地方。照字面意义理解,在一小段约40海里的距离里,(18)有可以将木制船体撕裂的数百个岩石和暗礁。经过这一小段航程可能使人付出了惊人的代价。我想不到他们是如何能够穿过那个通道而未损失一艘船。当船队穿过了巴哈马岸堤,到达别利群岛的时候,他们一定陷入了令人绝望的麻烦之中。船舱灌水,月光照亮的平静的海面上也可能回响着对死难船员哀伤的哭泣。这个想法有些伤感,但是它也突显了一个事实,我的探索正在结束。这些航海图准确地告诉我该往哪里找。我必须在佛罗里达海峡(Florida Strait)的别利群岛方圆几英里范围内寻找宝船残骸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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